当代翻译研究的显性转向与隐性转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新说迭出，翻译研究经历了巨大的学科转向。西方的翻译研究转向可以分为显性转向和隐性转向两个层次，前者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上，后者则体现为研究维度的变化，以及更深层的研究范式的理性基础的转换上。翻译研究的显性转向与隐性转向并不意味着彼此间的完全消灭或替代，而是主次共存，因此同时存在着三个维度的翻译研究。     

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述评

本文剖析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的发展过程、理据、优势以及不足。     

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转向及其反思

在政治、权力、知识、道德等各方面因素的合力角逐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历史发展表现出两次明显的转向,第一次是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审美转向,第二次是肇始于世纪之交的“历史化”转向。两次转向都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的知识建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思考

当代译学研究已经置于跨文化的国际背景下,文化因素对于译者在译学研究过程中的影响十分重要。本文从当代译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探讨并思考“文化转向”,同时对中国译学的研究态式进行了分析,提出文化转向必须推动翻译理论研究的大发展。     

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对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思考

中国传统译论一向十分关注文本,而对文本之外影响与制约翻译的各种因素则少有研究。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启发我们从多视角去审视翻译:为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我们不仅要研究翻译文本,还要多研究翻译现象,尤其要从文化层面上去分析翻译现象;在继续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同时,加强相对薄弱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为此,翻译研究者必须拓宽学术视野,调整知识结构,以适应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后殖民翻译理论下的权力差异性研究

后殖民译论突破了传统的纯语言转换之文本中心主义,更加关注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隐匿在译本背后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不对称的权力差异成为后殖民译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在数量、写作和文本选择等方面影响着后殖民文本的翻译。基于此,在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上,强势文化殖民化过程中应以归化为主,弱势文化解殖民化过程中应以异化为主,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对话中应采取杂合策略,汲取其他文化的长处,不断提高本族文化机体的适应性,对本族文本翻译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论翻译研究的文化新视角——探寻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实质

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饱受争议.既有学者肯定了它将翻译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宏观文化层面,又有学者批判和反思了它的泛文化主义及实践性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以巴斯奈特(Sus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等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未能清楚地阐明翻译活动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不难证明,“文化转向”视角对于翻译研究中文化的思考应从三个层面出发,而绝非仅限于宏观文化一个层面,其实还涉及中观文化层面和微观文化层面.只有弄清翻译活动中包含的这样三个文化层面,才是完整地抓住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才能全面地把握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真正内涵,才能充分展现其理论价值和实际操作意义.     

翻译研究:超越“文化转向”

对翻译研究中近年来出现的“文化转向”需要给予深层反思.“文化转向”突破了语言研究的视域,但它没有强调文本从何处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缺乏对文本生产者、生产过程、产品的社会性方面的关注.本文主张以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为依据,以社会需求、社会选择、社会评价等为宗旨,强调翻译研究应该使文本回归现实世界.     

“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

近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多的趋势.这些书籍的出版或许正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而这种“全球转向”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目前历史学的几个次学科如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医疗与科技史、物质文化史、外交史都多少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其中,医疗史如何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下来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有关这方面,西方医疗史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像是Sarah Hodges的研究.反观中国医疗史,目前仅见Vivienne Lo(罗维前)提出以全球视野来写作中国医疗史的诉求,她强调跨越社会、文化、地理边界及时间的知识与实践的传播的重要性.本文即在此脉络下,透过西方的全球医疗史研究的概况,来思考现有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探讨的重点有二种:药物流通与疾病的全球史.总地来看,这波医疗史的全球转向,的确开展了过往医疗史研究未曾关注的课题.其中,全球视野是这些文章或专书特别强调的研究取向.然而,全球医疗史不必然就否认地方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强调全球与地方是如何相互地联系、交流、挪用、塑造、影响及产出.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对以往许多问题可以作出重新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认识。     

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规律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历史化"转向以"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具有独特的"历史化"的操作方式,以"解构"的态度反对以往的主流文学史观."历史化"转向促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的知识建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a     

试论口述史研究的分类——以NGO口述史研究为例

对口述史的分类,直接关系到口述史的操作,影响着对口述史总体规划的把握。在探讨口述史分类过程中,划分标准的选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口述史所关注的中心内容为基础,以分析问题的角度为切入点,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划分视角。     

民族高校校名英译的后殖民翻译视角

通过分析我国15所民族高校的英文校名,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如何翻译“民族”一词。该词虽为舶来之物,但其内涵在中国得到了丰富,成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政治特色的词。因此,翻译时不能仅局限于在英语中找一个对等词,而应跳出语言层面,后殖民翻译理论无疑为该词的翻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在翻译民族高校校名时,可否突出汉语语言文化的话语权,采用异化策略,将“民族”一词音译为“Minzu”,民族高校校名英译遵循“区位／地名＋Minzu＋University”的模式,这一话题值得讨论。     

庶民学派:非西方史学新范式的构建——兼及后殖民史学与全球史关系论析

晚近以来,印度庶民学派的崛起令国际学术界瞩目。庶民学派主要从"精英主义"取径和民族国家史模式两个方面,集中对民族主义史学进行批判,通过底层立场、跨学科方法和文本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努力构建一种在西方话语和模式之外的,能够展现第三世界历史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非西方历史书写新范式。庶民学派的经验颇具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并由此引发了对后殖民史学和全球史的重新思考。     

从下层研究到后殖民史学——当代西方历史思想的危机和转机

全球史强调在西方与非西方、南方或北方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而这种交流和互动并不一定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发生和欧美有很大的联系，甚至有些人把全球化看成是西方化的扩展。对这个问题，如今的西方学界仍存在争议——比如非西方地区历史运动的动力是否完全来自于西方。     

彝族翻译史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民族翻译史是我国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分析了当前民族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和不足．认为一部民族翻译史的书写应该与该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从专门研究特定民族社会、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出发,构思一部彝族翻译史,不仅可以丰富我国译史研究,而且是对民族译史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     

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研究

正要讨论中国环境史现状及趋势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没有明确的主题和清晰的学科边界,目前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来自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除了题目明确标出环境史研究字样的论文     

口述史的有效与有限：以《历史研究》复刊为例

盘点当代学术史。口述历史可谓异军突起,成果不凡。不仅多次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征,而且有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和《口述历史》学刊,为同好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其相关成果更是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