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果品生产

人们日常食用的果品是劳动者自觉地将野果林精心培育加以改良所结的果实。魏晋南北朝是汉代初步出现大面积人工栽培果树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果品种类大为增多，南方所产水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越汉代。不少果品在乱世权且充饥，救了燃眉之急。果品的保鲜和加工方法以及果树的选种和栽培嫁接技术等等，都有了实践经验的成文总结，这对于推动果品生产的向前发展很富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盗墓者

魏晋南北朝小说中有很多鬼神故事,有一类和坟墓有关,且很多人还得到鬼的馈赠;还有一类直接说墓主自己出来卖随葬品.正如这些故事中有的人物所说:"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这类故事是带有游侠色彩的叙述者编造出来的变形的盗墓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版本学及其发展

三国时期,除出现了在版本学史上有影响的“正始石经”外,人们在校勘学上也比较重视版本;有晋一代,不但公私重视藏书,亦且注意所收藏之书版本的优劣;北朝在版本学上多体现的风气与南朝大致一样,其时收藏家也很重视善本、异本。魏晋及南北朝时期的版本学比起两汉来,有所发展,其发展原因：一是人们版本观念的增强,提高了版本对校勘书籍作用的认识;二是纸张在抄书上的使用,使书籍版本大量增加,为版本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灾与救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水灾多发期。水灾主要集中在5、6、7、8月和长江、黄河流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社会经济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实物救助、调粟赈民、减免租调、借贷及兴修水利等一系救助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史诗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咏史诗 ,根据有无寄托 ,可分为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两类。曹植的《怨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较成熟的有寄托的咏史诗。左思的《咏史》八首是这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陶渊明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的传统而又有自己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是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是民众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呼声,是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一种特殊公众舆论。歌谣的社会舆论功能,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够实现。魏晋南北朝歌谣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个体传播和群体传播来实现的,其具体的形式则有口耳相传、题壁、歌诵传唱和呼告传播等多种。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盛行的歌舞之风等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也促进了歌谣的传播。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与赈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旱灾多发期,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和江南、中原及西北等广大地区。旱灾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各封建政权对赈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实物赈济、移民就食、减免租调和徭役、掩埋遗骸、放贷、减轻刑罚、节约开支及开关弛禁等一系列赈济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鲁迅与魏晋南北朝诗歌

鲁迅以魏晋诗人的人格理想对诗性精神的影响为思考脉络,来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化风貌之于诗歌的意义,并以"魏晋风度"来概括.同时,他以严谨的姿态,对魏晋诗人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尤以对陶渊明的论述最为精辟.在精神文化传承上,鲁迅和魏晋诗人追求酒文化精神的核心,即自由,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在艺术创作上,鲁迅诗歌与魏晋南北朝诗歌都有着沉郁、苍劲的特点,抒发了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也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呈现出率真自然的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及险恶的政治现实、活跃的时代思潮等因素促使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异常繁荣。多部文学论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肇始于先秦的文学批评已进入自觉的时代,其自觉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音”的呼吁,二是批评家的自觉,三是批评方法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婚姻观及其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士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特殊的地位,为了维护门第的庄严性和血统的纯洁性,这一时期的士族婚姻板重门第。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的婚姻观念和准则,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病,危害到门阀士族自身的发展,并加速其衰落。     

汉魏晋南北朝侠文化寻踪

根据《史记》、《汉书》等史籍提供的材料,可以断定战国至两汉时期游侠结私交、养宾客的真实身份,其任侠行为表现在振穷济困、快意恩仇和对抗官府等多个方面;而魏晋以后那些完全凭借个人勇力行报德报怨之事者亦可视作游侠,该时期“侠出年少”的现象可以从当时社会环境因素中找到原因,艺术化的游侠形象也是这一时期侠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曹魏以来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之中。     

唐代的游侠与游侠诗

唐代游侠可分为真侠、豪强侠、流氓侠 ,唐代游侠诗对游侠这一社会现象作了全方位的反映 ,而这种反映与现实世界中的游侠和人们观念中的侠都有一定出入 ,究其原因在于侠文化观念、现实、文学各个层面交互作用和游侠在唐代社会的象征地位     

唐代侠义小说简论

对唐代侠义小说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论述,分析了唐代侠义小说兴盛的原因及其发展变化,论证了侠客派、剑仙派的不同特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具有明显的开拓意义。     

明清神魔小说与侠文化

神仙们斩妖除魔、普救万民的叙述格局,极似侠客闯荡江湖、行侠仗义。神灵以法术仗义,侠客以武力行侠,法术与武力产生了文化意义上的共通性。神魔小说多角度展示了侠文化的影响,而作为明清两大小说流派———神魔、侠义则异构同质、兴衰相继。     

走出"侠客梦"--从《独臂刀》、《新独臂刀》看邵氏武侠片的创作走向

中国武侠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末于上海极度繁荣之后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的蛰伏,然后于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得以延续,并于60年代通过一次现代化转型走向新的发展历程,再在八九十年代反过来影响大陆的武侠电影创作。因此香港武侠电影在整个中国武侠电影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或桥梁的作用,而邵氏兄弟公司的武侠片创作则是这种承上启下或桥梁作用的集中体现者。张彻的《独臂刀》和《新独臂刀》能体现邵氏武侠片的现代转型和创作走向,并能进而揭示香港乃至中国武侠电影创作的某些内在机制和发展规律。     

论唐代京都"禁军侠少"及在唐诗中之表现

唐代游侠与禁军有密切关系 ,或有禁军任侠者 ,或有游侠从军者。唐诗对游侠禁军这一特殊人群作了全面反映。其中既有对其生活方式的羡慕 ,也不乏对其不法行为的批判     

秦汉魏晋时期陕南地区农业开发研究

秦汉之际,伴随着陕南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水利的全面兴修、稻田种植面积扩大及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业开发迎来了第一次高潮。汉末三国时,陕南农业曾一度繁荣。魏晋南北朝时,陕南地区农业经历了较大的波动,西晋以降农业开发处于衰退的趋势,但是由于先进生产技术的引入和少数民族迁入,特别是冬小麦的传入使陕南地区农业开发又有了新的内容,出现了传统农耕文化与采集渔猎文化同时并存的局面,使山地农业得到深度开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移民与文化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地区成为当时移民大潮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山东地区人口的大规模迁出和迁入,不仅对山东区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引发了当地文化风貌的重大变迁。其中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儒、释、道三教的发展流变及其地位的升降变迁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冲击引发儒学传统的衰落。(二)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北方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入及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促进了佛教在山东地区的蓬勃发展。(三)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兴起,使道教的发展较之佛教的发展相形见绌。     

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

唐宋两代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有两方面主要差别 :一是唐代州县拥有更大权力 ,二是宋代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有路级政府机构 ,它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铸钱管理。这些机构虽历经变化与反复 ,但在大部分时间里 ,宋代兼管铸钱的路级机构不只一个 ,甚至在某些具体环节上 ,也有一个以上的路级机构兼管。这种变化与宋代钱监生产规模扩大 ,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是分不开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典美学视野中的“丽”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被广泛地用来品评人物、景物(包括山水、服饰、建筑等),表现出多重审美内涵。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六朝文学中,文章“丽”化,一以沿之。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纷纷自觉地运用“丽”来“品文论艺”,“丽”最终被理性地抽象出来,建构出一个独立自足的“丽”范畴审美体系,真正升格为一个能够多维度地综合地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审美思维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