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借用"言志"与"载道"两个中国传统的审美概念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指出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朱自清与钱钟书都认为这种说法存在谬误,钱钟书指出周作人"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1]P2本文通过分析论证,发现此二人的观点与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是针锋不接。其实周作人赋予了"言志"新的内涵,追求的是一种"言志"与"载道"的兼容并蓄与和谐统一。     

向上的力量和独抒的性灵——德·昆西和周作人的文学两分观之比较

托马斯·德·昆西作为英国的浪漫主义散文家和文学批评家,将文学划分为知识文学和力量文学并倾向后者;周作人作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新文学运动主将之一,借用前人的提法将文学划分为"载道"和"言志"亦倾向后者。人们常认为这两个两分法是相当的。然而它们虽相似,却亦有不同。研究表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文化影响了他们的文学思想,体现在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态度的既相似又有不同,这就是他们两分观的相似与不同。     

从“载道”到“言志”——论梁启超与晚清至五四时期创作观念的现代化进程

作为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过渡形态,梁启超的创作观念对后世的文学译介和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使得20世纪中国小说的展开都笼罩在这种政治与实用的双重阴影之中。晚清至五四时期以来,从＂载道＂到＂言志＂的创作观念的总体走向也体现了梁启超早期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深远影响。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谈周作人对孙犁的影响

孙犁和周作人在生活时代、政治面貌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孙犁生前对周作人有许多批评。但是不能否认孙犁受到过周作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周作人和孙犁的创作都有淡远明静的艺术特征。孙犁易受周作人影响的深层原因在于二人性格、气质及读书路径的相似。     

从“载道”到“写意”——从山水画论的角度评价魏晋山水诗

山水画和山水诗同时起源于魏晋,而在唐朝达到鼎盛。魏晋时期的山水诗与山水画,在审美上也应该有互通之处。那么,两者就不仅仅是单纯独立的,而应该在艺术上有所联系。本文就此展开论述,以期引起同行学者关注。     

文学“第一命题”批判：－对文学神论理论的现实质疑

在人们关于文学的"传统认识”里,文学似乎就从来未与神学发生过什么"往来”.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在人类文学史上和现下的文学生活中,人们又常常对文学保持着一种宗教化的心理敬畏和神学崇拜.正是在这种神圣的敬畏和崇拜的"先决条件”下,才有了人类今天的文学生活.针对文学中始终存在的这种"前文学”的"神学现象”,本文首次对其进行了发生学与历史学的研究.作者认为尽管文学只是一种世俗现象,但是人类却一直对其保持着神学情怀.人类的这种神学本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学神圣论的发生,而且事实上成为了文学发展的基本文化动力.作者在本文中第一次对文学神圣论理论及其两种主要观点进行了批判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范畴概念.     

“五四”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简论——从“文学本体论”谈起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都是文论工作者经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尤其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与政治往往相互交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梳理带来难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总是渗透着政治的影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往往就成为各种学说产生的思想背景。因此,文学的本质或本体的相关理论作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二者关系的亲疏变化。文章以文学本体论为切入点,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探讨。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在周作人手中开始,也基本在周作人手中成熟。他的儿童本位的文学观至今仍是很有魅力的儿童文学理论话语,尤其是对儿童空想权利的维护,对教训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第三的世界”的独特理解,都极富有现代品格。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及其变化

五四时期,文学领域受平民主义的影响掀起了平民文学的热潮。周作人是平民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将平民文学置于与贵族文学二元对立的位置,用普遍和真挚来界定平民文学的特点。但是当平民文学运动如日中天时他却对平民文学颇有微词,并试图调和它与贵族文学的关系而提出了＂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的主张。这种前后态度差异的原因一向被简单地认为是受其中庸之风的影响,但实际上,一方面,这是平民主义思潮自身发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周作人的思想对这种发展做出调整的结果。     

论周作人的人本文学思想

研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的自然人性、个体自由、艺术独立等人本文学思想。周作人把文学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为艺术的”和“为人生的”、“即兴的”和“赋得的”,再通过比较、选择、整合,构建一种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学样式。     

“定义”歧异与“认知”溯源——关于“文学思潮”概念界说的几个问题

有关"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至今仍处于人言言殊的尴尬境地,由此所引起的文学思潮研究的"泛化"弊病难以根除.总体看来,迄今为止有关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大致可以归纳为"创作本位论"、"多元存在论"和"抽象外在论"三种.三类概念界说在范畴和逻辑架构上的不同,其实质是与研究主体"认知"模式的差异密切相关.深入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根源以及由此带来的"定义"歧异问题,是扭转文学思潮研究"泛化"局面的重要途径.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症结的深度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对以儒释道本土文化为基点的传统文学批评体系的彻底颠覆和深刻革命,然而由于存在严重的缺失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精神的软骨症,缺乏理论兼容性和整合力的贫血症,以及缺乏对经济时代和文学样式转型与变化言说能力的失语症,致使中国文学批评在世界文学批评体系中丧失了独立地位和深刻影响。     

文学批评的两种功能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它的社会性无法割裂。因此,文学批评具有审美功能和社会政治功能二重性。文学批评的审美功能一方面表现为批评文本自身具有美感吸引力,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对作品思想和艺术的分析,深化读者的审美体验,增加读者的审美愉悦。文学批评在分析文学艺术性的同时,必然要涉及文学作品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并对它们作出衡量和评价。文学批评的社会批评性质,不仅使批评在透视作品的社会性时发现其独特价值和局限,而且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评价,使文学批评超越审美和艺术的层面,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也获得自身发展的契机。     

从《季札观周乐》看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

通过分析《季札观周乐》这篇文章 ,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特点作了一个简单的概括。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自《尚书》提出"诗言志",《周礼》提出"诗六义",到吴三公子季札的"闻乐而论",再到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虚静物化"等等,先秦时期知名论者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零散而又庞杂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言说和著论,表明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文传统与创新精神。     

在启蒙思想与文学趣味之间——早期周作人文学与思想探微

从文学、文化方面进行思想启蒙事业,是周作人作为一个现代文人为自己择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依据自己多方吸取的知识、思想、文化资源,不断调适启蒙思想与自己的文学趣味之间的关系,以使其启蒙思想更为有效地传播和实现,从而达到改革现状的目的.本文探询新文化运动之前,周作人从事这一工作的历程,借用"原鲁迅"的说法,可以说是试图回到"原周作人"的一种努力.     

论传统思想文化于当今文学之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一度失却了它的本体性,以"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介入则可以使文学产生超越性,使作家评论家敬业、执着、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