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的演变 ,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在这个演变过程中 ,史学家们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其中 ,章太炎是从理论上比较合乎理性地阐明上述问题的第一人。尽管章太炎并非主攻史学 ,但他于 2 0世纪初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却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一 ,章太炎对传统史学不作全面的否定 ,而采取分析的态度。第二 ,章太炎探讨史学起源 ,认为各国有其共性 ,所谓“古史多出神官 ,中外一也” ,而中国自亦有其个性。第三 ,章太炎认为新的历史撰述应把中西作史的优点结合起来 ,如“义法”与“事迹”相结合、“分时”与“分类”相结合、“新思想”与“古经说”相结合等。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不仅有时代意义 ,而且有历史价值。     

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演进中的地位与价值

晚清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商榷型专文多出自史学精英之手,它塑造了晚清史学批评史的主要脉络,引领了史学革命的风潮。史书广告在商业宣传之下仍透露出较强的史学批评信息,是史学常识与史学思想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延伸与扩张,更是一座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库。新书评介的第一属性是学术批判。晚清报刊设置这一栏目,使得新书评介跻身于和经济、学术、教育、军事诸栏目平等的序列,为史学批评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舆论空间。报刊凝聚了清末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史学争鸣的平台;还加快了史学批评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批评者相互回应的周期,同时也为史学批评印上了清晰的时间印迹。     

“理智化”的偏见:胡适与反省现代性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推动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也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     

"经""史"互动:章太炎的经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

“六经皆史”或曰“经史同源”,这是经学中古文一派的重要治学理念。章太炎作为晚清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自觉遵循“六经皆史”论,不仅在经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秉承“经史同源”的治学精神,在史学领域亦建树高标,从而在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

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实现现代性转换,其潮流大势在破旧立新。章太炎亦是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以中国历史为据,持旧而又出新,力主在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表现出"依自不依他"的自信和自觉。他提出"夷六艺于古史",从启蒙的角度看,有助于祛除经的神圣性,推动经史之学的现代性转换,但他主张的"六经皆史"又并非时贤所说的"六经皆史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学不能脱离民族历史传统,经书不可化约为有待整理的史料,取其躯壳而剔除精神。针对欧化和疑古风气,他在"经者古史"的基础上提出"史者新经"的说法,强调历史的权威性,阐发"历史民族之义",与梁启超等运用西理抨击古史的做法相比,有效地避免了认同危机。章太炎高扬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代表了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另一种思路,发人深省。     

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

晚清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外国传教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史学批评主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既为我们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也流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通过评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评论,开晚清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以出人意表的史学视野阐述了有关史学批评的作用、原则、批评者的素养等理论问题,在晚清史学批评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循着这些差异,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

范畴是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中国古代在对史学自身的反思和总结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史学批评的范畴,如:文与质、文与史、直与曲、创与循、名与实、筒与繁、通代与断代、史法与史意,以及德、才、学、识等,这些范畴经历了一个由少而多、由朦胧到清晰、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这些基本范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言文一致”背景下的章太炎

"言文一致"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众多人的响应,一时形成了一股语言通俗化的潮流。"拼音化"、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思想基础都是"言文一致"。章太炎反对用合音字取代汉字,把切音定性为类似于英文的音标,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章太炎对白话文的态度是功利的,和梁启超一样,也有利用白话作为工具的实际需求:一方面革命思想的传播需要他用白话文;另一方面,宣传国学,鼓励种性,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接受国学,他也需要利用白话文。     

浅说古代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

认真了解与梳理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追溯它的源头,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从古代就开始了。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其叙述体的历史著作中,就显露端倪;其后,在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那里,得到了延伸;在古罗马统治时期,更显光芒,卢奇安以其《论撰史》,回顾与总结了到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史学,对史学反省发表了卓越的见解,它对于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工作都不乏现实意义。     

史学批评推动史学发展——关于先秦秦汉史学批评的考察

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发展方面显示出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推动历史编撰形式的发展,推动人们认识史家修养与史学价值的发展以及认识客观历史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发展。先秦秦汉时期是史学批评发展的早期阶段,本文从史学批评发展的源头上梳理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希望能对当前史学批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略论赵翼与王鸣盛对“前四史”的批评

清代学者颇重《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近人称这四部"正史"为"前四史"。赵翼、王鸣盛对"前四史"的评论,对今人认识"前四史"多有裨益。赵翼对"前四史"批评的总的特点是重史事原委以及对史事的评价。王鸣盛则侧重于品评史书编纂及其得失。在对"前四史"的批评上,二人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赵翼举重舍轻,故简要而多解说。相比之下,王鸣盛则轻重并举,故繁冗而多训故。王鸣盛和赵翼都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评论"前四史",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史德”范畴的演进与史学批评的深化

在史学批评范畴体系中,史德属于基本范畴。元以前,刘勰倡素心,李延寿重良直,刘知幾言史识,曾巩论道德,形成了对于史家品质的一种规劝和评论。这些评论的主要目的是评定、选择、培养优秀的史官,体现的还是比较朴素的、具体的道德标准,理论阐述比较薄弱。元末揭傒斯提出心术说较之良直更加抽象,具有学理上的意义。清中期,章学诚正式提出史德,并系统阐释史德的内涵与修养方法等,但未能摆脱名教的羁绊。史德的孕育和诞生是史学批评走向深入的一个缩影。     

洛克“反省说”辨正

洛克的“反省说”既重视感性经验,又提倡理性思维;强调主体心理活动的作用,又与狭隘经验论区别开来,是唯物主义的,而非流行观点所认为的唯心主义.     

良史之忧:史学批评范畴的时代特征

在史学批评范畴形成的过程中,尽管各类范畴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其内涵却并非一成不变。每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都会对其内涵产生深刻影响,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史学中关于良史范畴内涵的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就比较鲜明地反映出这一趋势。深入揭示良史等史学批评范畴的特征,可以看清特定社会对史学的影响,以及特定时期史学对社会发生的反作用,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各个时代史学的成就与不足作出恰当评价。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它们既是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同时也规定着各门学科的研究类型和学术规范.目前,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对自身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自身的深化和提高.加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不仅对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具有学科建设意义,而且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具有理论价值.     

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

《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说到"一以贯之",过去对此的理解大体有"以道言"、"以行言"及"以知言"几种倾向,前者最占上风,而朱熹则最能从孔子的立意及其立言的行为进行探讨。在思想解放、经典淡出的近代,章太炎更多从"以知言"的角度诠释孔子的一贯说和"忠恕"的指谓,胡适进而明确点出"一以贯之"是"孔门的方法论"。这些颇出新意的理解和认识引起了梁启超、柳诒徵等人的争辩,揭示了在一个思想和学术典范转移的时代,各式各样不同见解和取向之间充斥着的紧张、冲突与竞争。     

批评的“呓语”与“呓语”的批评对傅修海批评迟子建的批评

傅修海先生对迟子建的误读几乎到了"呓语"的程度.他既缺乏对迟子建作品的深入阅读和基本的理解,也在批评中显露出无视事实的、片面的、偏激的思维方式,同时,还表现了"反读者"、"反常识"的不良倾向.     

对鲁迅与章太炎的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章太炎与鲁迅对浙东学术思想的承续性发展,显示着"鲁迅与章太炎之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变革中的文化意义。章太炎与鲁迅所确立的"取今"与"复古"的变革取向及其对"魏晋文学"观的选择,构筑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浙东文化"背景。     

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对王船山的评述——兼论章太炎对王船山思想的继承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也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中,章太炎是对王船山评述最多,也最为推崇的学者之一。在章太炎对王船山的评述中,主要集中在对王船山的民族思想、王船山的历史观,以及对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的比较等三个方面。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章太炎不但高度评价了王船山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气节,同时在民族思想、进步的历史观等方面继承和光大了王船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