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权适用的有限性

刑罚权适用具有有限性,适用不当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对此加以有效的节制.社会正义和高昂成本成为制约刑罚权发动的两个重要元素.在适用刑罚权时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以宪法为纲、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接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牵制.     

刑罚的哲学意义新解

痛苦是刑罚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刑罚痛苦意义的哲学思考,可以促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刑罚及其意义.第一,刑罚应当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轻微不等于仁慈;第二,以暴制暴只是刑罚回应犯罪的冲动方式,刑罚在于忍耐;第三,对待痛苦应当以中庸心态待之,理想的刑罚制度应当对报应和功利进行整合.     

刑罚的本质与国家刑罚权的根据新论

刑罚不仅是制裁犯罪的措施,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犯罪行为侵害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迫不得已运用刑罚来维护国家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行,并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正当运用刑罚权的逻辑标准是其他法律部门已不能有效调整的行为,如果不对其动用刑罚,国家法律制度就会崩溃;实践标准是社会普通民众的容忍度,即社会民众普遍感到不用刑罚调整,自己的基本权利就会受到威胁。     

刑罚轻缓化是和谐社会刑罚模式的必然选择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刑事法治中的刑罚模式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刑罚轻缓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社会文明进步在刑事法治领域的体现,和谐社会在刑罚模式的选择上必然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刑罚轻缓化.实行刑罚轻缓化,应树立人道主义观念,反对酷刑;破除刑罚万能和重刑主义的观念;消减死刑;完善监禁刑;改革、增加非监禁刑;从立法上完善缓刑以及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方法;引进恢复性司法制度;制定刑事执行法,改革行刑制度,逐步实现行刑社会化.     

西藏刑罚制度的变迁与刑罚理念现代化

刑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法的起源,中国古代法律“重罚而轻罪”。西藏地区早期法律作为中华法系的部分,在此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其刑事法律中罪名极少而刑罚繁多。直到民主改革后,随着刑法在西藏地区的执行,其传统的刑罚观念才逐渐走向现代化。本文从考察西藏刑罚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着手,分析了现代刑罚理念对传统刑罚观念的冲突与发展。     

刑罚的理论依据

刑罚适用的具体过程和后果,意味着剥夺、限制受刑人的现有的利益,并在不同程度上制造受刑人的身心痛苦,所以就要求刑罚的存在和人类的需要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笔者拟从历史入手,考察刑罚的起源,从人性需要出发,阐述刑罚权存在的必要性;从人类理性要求入手揭示刑罚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进而展望我国刑罚的发展方向.     

刑罚的理论依据

刑罚适用的具体过程和后果,意味着剥夺、限制受刑人的现有的利益,并在不同程度上制造受刑人的身心痛苦,所以就要求刑罚的存在和人类的需要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笔者拟从历史入手,考察刑罚的起源,从人性需要出发,阐述刑罚权存在的必要性; 从人类理性要求入手揭示刑罚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进而展望我国刑罚的发展方向。     

理性视野中的刑罚人道主义

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与人权保障精神体现在刑罚原则方面,即为刑罚人道主义。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对于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理性的、客观的、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刑罚人道主义的正确内涵。目前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刑罚人道主义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往往会出现对刑罚人道主义的滥用。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司法机关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我国的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得以人道地行使,使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有效地贯彻和落实,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法律信仰,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并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刑罚人道主义探析

刑罚人道主义及其原则作为折射刑罚文明程度的尺度使刑罚越来越具有人性、仁爱的特性,并且已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它强调,犯罪人也是人,也有其尊严和独立人格,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待遇均是反人道的。但在中国的刑罚实践中,与刑罚人道主义原则相抵触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对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进行梳理,探讨刑罚人道主义的根本内涵和实现途径,从而推进中国的刑罚法治化进程。     

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

本文讨论了刑罚轻重的理论内涵和操作定义 ,在此基础上提出编制刑罚综合指数的构想并做了初步尝试。按照初步形成的指数表 ,刑法典中每个罪的法定刑都能按照标识其综合轻重程度的指数值 ,在整个刑罚轻重排序中找到自己确切的相对位置。这将使 4个相关领域的法律实证分析更具可操作性。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以刑罚价值论为视角的考察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是死刑问题最艰巨的环节,解决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问题,也就解决了死刑限制的大部分问题。我国各种死刑限制学说只是针对死刑限制的表层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没有就如何限制具体犯罪的死刑问题挖掘深层次的理论根据。以刑罚的价值论为视角,厘清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价值取向,确保死刑的适用符合死刑存在的价值才是死刑限制的深层理论根据和统一理性前提。     

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法定刑配置检视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以及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决定了法定刑的配置应当遵循明确性、适正性、匹配性和谦抑性原则.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法定刑违反刑罚配置原则,造成刑法预期与现实的严重脱节,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调整法定刑或者严格适用较高法定刑.     

量刑程序改革之思考

量刑程序对于保障量刑公正、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混合式的量刑程序存在许多不足,必须进行改革。同时,司法机关的改革试点、学界的学术研究、国外成功经验等也为其改革提供了条件。但改革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既要注意合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又要注意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构独具特色与符合国情的量刑程序。     

论量刑失衡及其对策

量刑失衡又称量刑偏差,是指机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在适用相同法律时,刑罚裁量相差悬殊的现象。其形成原因在于量刑主体主观过错,即量刑操作者由于个人认知水平与能力、情感、性格等因素而导致的量刑失衡。量刑失衡的对策应是量刑平衡,其内涵要求审判机关在前述条件不应当在同一刑种与刑度内裁量刑级;其实现的路径是增强立法协调,适时颁布解释,提高法官法律职业教育,建立判例法体系。以此纠偏量刑失衡,提高量刑平衡的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刑罚配置视域中刑阶动态衔接问题研析

刑阶衔接是实现罪刑均衡的前提要求。尽管从静态上观察我国刑罚基本上实现了刑阶的衔接。但引入动态观察的视角就会发现在实然衔接上我国刑阶尤其是生刑与死刑的刑阶存在很大的断裂。其根源在于本有的衔接性刑阶被虚置化,而刑罚执行制度对于其本有刚性的破坏更是恶化了这一断裂的现象,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强化生刑的严厉性,这种强化并非对刑罚轻缓化的违背,而是实现的真正保障。至于维持生刑刚性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完全可以通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以弥补。     

论经济犯罪财产刑的适用

基层人民法院在经济犯罪适用财产刑中,如何做到罚当其罪,量刑相当,是我们司法审判人员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经济犯罪财产刑适用的正当性出发,结合审判实践,探讨了经济犯罪中既有自由刑又有附加财产刑的刑罚适用,如何适用罚金刑及数额问题及财产刑的并罚问题,并提出在经济犯罪审判实践中适用财产刑的注意事项。     

诱导性犯罪的三维视角及刑罚理念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特别侦查手段诱导犯罪的情况极为普遍。如何在侦察学、犯罪心理学和刑法学角度理解诱导性犯罪,以及在刑罚理念下如何准确认定、正确处理诱导性犯罪,便成为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刑罚的另一面——刑罚价值的理性探讨

刑罚作为抗制犯罪的有效手段和武器,在预防、遏制、惩罚犯罪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作用,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刑罚在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为了更全面、深刻地认识刑罚的价值,充分、有效地发挥刑罚的正价值,实现刑罚的目的,有必要对刑罚的负价值与非价值进行重点探讨.     

文物犯罪的死刑适用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死刑规定的罪名中不乏文物犯罪之类的贪利性非暴力犯罪,但是无论从刑罚发生的根据、文物犯罪的发生机理还是从刑法的公正性上来看,对文物犯罪适用死刑都是不合适的。此外,对文物犯罪适用死刑还不利于国际间的司法协助,对打击跨国文物走私案件造成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对文物犯罪的死刑适用是有必要的。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应当从对文物犯罪这种非暴力的贪利性犯罪开始。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死刑立法比较研究

大陆死刑的法典立法模式要优于台湾地区死刑的综合立法模式。大陆死刑适用条件比台湾地区具体复杂,而台湾地区对80周岁以上老年人不适用死刑。大陆死刑适用范围远远宽于台湾地区死刑适用范围。大陆刑法中存在绝对死刑,而台湾地区刑法则没有绝对死刑。通过比较得出对我国大陆死刑改革的启示是：刑法修正案是死刑立法改革的良好形式;要探讨死刑适用对象的年龄上限;在立法上缩减死刑的适用范围;取消刑法中的绝对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