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本质新探

经济法是调整政府经济职能与市场自由,实现二者和谐相处的法治基础。经济法乃是使政府与市场关系和谐之法。经济法产生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互动之需要,规范和维护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和谐是经济法的精髓。经济法通过规制市场——限制经济自由滥用和规制政府——控制行政权力扩张来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和谐。     

中国经济法根本价值取向问题研究

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研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我国法学界关于经济法根本价值取向问题研究诸观点,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历程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来看,我国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都应该是效率与公平和谐统一.保障我国经济法根本价值取向的实现,可采取以下主要措施: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责,共同调节或调控好经济;以人为本,力促民生,保证实质公平;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论新形势下我国经济法的发展

经济法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WTO与我国经济法的关系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变得突出起来,建立一套与WTO规则相衔接的国内经济法已是摆在我国立法和司法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WTO的加入对我国经济法的影响——兼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它与我国经济法的关系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变得突出起来.建立一套与WTO规则相衔接的国内经济法已是摆在我国立法和司法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法律关系思辩

经济法是处理和协调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论合作型政府的构建——基于经济法视角

当前,政府通过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方式来更好地配置市场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市场机制脆弱性降低,因此,政府应转变经济调控方式,与市场经营主体构建合作型法律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与市场主体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与亏损,以促进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从而完成从以行政法为依据的干预型政府到以经济法为依据的合作型政府的转变。     

经济法的分岐及其定位

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 ,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这些理论都是有一定制度背景的。本文在分析了三种典型的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的基础上 ,指出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 ,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 ,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经济法的定位与中国经济法的目标

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 ,经济自由主义强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其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产生、演变与发展的过程。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下经济法的定位主要体现为 :经济法存在的的宪政基础———有限政府原则 ;经济法产生的可能性———政府干预对经济自由的意义 ;经济法作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市场失灵的存在与政府干预的界限 ;经济法相关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公共选择理论的一元行为假定。中国经济法应该以实现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平衡、约束市场与约束政府之间的平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论经济法的双重职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治理市场失灵,同时消除政府失灵,也就是必须发挥经济法的双重职能的重要作用,建立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与经济法的契合点。本文从经济法职能的发展历程入手,说明经济法双重职能对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指出其在我国现状中的缺失及原因,从而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充分发挥经济法双重职能的几点思考。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基本原则探析

不同的经济关系只能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调整 ,才能达到法律调整的最优化。根据政府干预经济的内容 ,对经济法所调整的具体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 :市场主体参加的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宏观调控关系、社会保障关系等。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密切相关的是其基本原则 ,根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必须坚持国家适度干预和维护公平竞争两项基本原则。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经济法定义之辩证

作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法的描述,国家干预法说的定义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给经济法下一个“通用”的定义,以至于其能适用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法,它应该是指,国家在自然经济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根据特定的价值考虑,在经济各部门、各主体间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与经济利益,重新分配其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就此,笔者提出“重新配置说”。本说不以调整对象为定义的基础,强调经济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层次性。     

经济法中的政策——基于法律文本的实证分析

政策是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法中的连接点,其在经济法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中国现行经济法中有20部法律含有"政策"一词,共使用87次。不同语境中的经济法政策语义各不相同,可以在"目标"、"性质"、"标准"、"实施手段"、"信息指引"等语境中解读经济法的政策语义。经济法中的政策具有一定的类型特征,通用型政策与专用型政策、元政策与再分解政策、经济政策与技术政策在经济法中清晰可辨。经济法中政策制定权力层级分散,政策运行在总体上呈凌乱状态,只有货币政策与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的运行较为体系化。经济法政策的改善应着力于政策的规范与监督。     

证券法修改和执行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国对证券法修改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法律供给的不足,而追求经济效率则是证券法修改的经济原则。在证券法修改与执行中需要注意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和公正、避免政府管制的失效,以及参与主体对规则的遵守问题,这样才能保证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促进其职能的发挥。     

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论作为经济发展阶段之函数的政府功能

经济的转型本质上是一个重新划分市场和政府边界的过程。如果我们把这种市场与政府边界的划分放到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中去看,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只是政府功能随经济发展而作出调整的一个阶段。随着经济发展中市场范围的扩大以及微观信息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政府的职能应该更多地从微观干预转变到宏观管理,让经济发展本身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去完成。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否可以被广大民众共同分享是决定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关键。而将经济转型问题放到经济发展这个更大的背景中去思考,则需要建立一个转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以拓展传统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从中国的转型实践来看,中国也只是阶段性地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市场经济建立规则,使政府职能更多地从微观的干预转变到宏观的管理将是未来的方向。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与政府的理论变迁及中国实践

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一直是西方经济学讨论的焦点,两者一直并存于市场经济中,两者的关系不是静态不变的,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动态变化的.不管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为前提条件,政府干预的多少是与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负相关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到了攻坚期,政府主导型的体制暴露了许多问题,只有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立法治政府,完善市场机制,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调整

政府采购合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取得物质基础 ,实现管理经济生活职能的基本法律形式。它与一定的市场主体 ,国家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民事合同的平等要求 ,更有它自身的主体特殊性、目的公共性、资金财政性等特点。因此被规范于经济法体系中。但因其公、私法交织的特性 ,所及法律关系必然接受合同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规范的共同调整。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