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书笔记

<正>"复线的历史"确立的对手是"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杜赞奇说,以往"历史"以"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的方式来书写。"线性历史"通常具有稳定的历史主体如民族国家,"用来对付线性时间经验的困境,即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流动的时间与永恒的时间之间的脱节"。于是散失的事件被选择进入"历史",进入     

意义的历史和历史的意义——庄孔韶人类学实践中的“历史观”

庄孔韶的历史观,经历了早期进化论线性时间观、中期文化变迁论历史观和后期反对现代性线性思维的"意义的历史"观之变换。他对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思考也经历了从学院派人类学向应用人类学领域之衔接。他的整体历史人类学主张是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源。当然,也存在进一步理论提升的空间。庄孔韶人类学实践中的"理念观"、"文化观"和"历史观"三者之间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必须从内在深层关联上予以把握。     

历史书写中的中心与边缘建构——读藏文版《嘉绒藏族历史明镜》

<正>公元8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后,由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和藏人对佛教的崇拜,西藏文明的方向逐步转向了印度文明,因此,主流历史书写中的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开始悄悄地移动了。从此,印度文化和历史被推到了西藏历史、文化话语的中心,而西藏本地文化和历史便被推到了边缘地带。在传统佛教学者笔下,印度成了"世界中心"(Yul dbus),继而,像"智慧"(shes rab)、"文明"(shes rig)、"高尚"(arya/aphags ba)等词成了其代名词,而西藏本地却成了"落后的边地"(mtha akhob),被描述为诸如"蒙昧之地"(mun bai Gling)、"愚昧"(blun rmongs)、"魔域"(srin boi yul)等,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关系。或许,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藏人先祖是猕猴与罗     

从“那”字地名和稻作习俗看壮族和泰族的历史文化关系——壮族文化语言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中国壮族和泰国泰族,是自古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民族,壮语和泰语均称水田为"那"(na<'2>),壮族和泰族聚居的乡村有许多带"那""纳"(水田)字地名,构词和含义基本相同;有相近同的稻作农业生产及加工食品词汇并自成体系;有类似的稻作生产传统仪俗和信俗观念.特定的地名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着一定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往往为揭开民族来源和历史文化的谜团提供重要的证据.     

对“habitus”的理解及其汉文翻译

布尔迪厄力图超越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历史传统--主观(subjectivism)和客观(ob-jectivism)或者也可以称作是能动与结构--之间的对立.前者强调行动者的行动由自己的主观意志所决定;后者认为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受制于社会规范,反映了社会结构.他提出了"惯习"(habitus)、"场域"(field)与"实践"(practice)等一组概念,以指出由于惯习的存在,个体的活动受制于社会结构,但又具有一定的能动性.     

“复线历史”下的话语竞争与修辞策略——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杜赞奇在其代表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试图解构"线性史观"中民族国家的叙事垄断,以话语分析为工具撰写"复线历史",展现多元叙事的竞争,将历史从民族国家叙事中拯救出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角度。作者"拯救历史"的做法目的在于使"复线历史"提供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展现更为多元的历史,体现出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和理论高度。     

“复线历史”下的话语竞争与修辞策略——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杜赞奇在其代表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试图解构"线性史观"中民族国家的叙事垄断,以话语分析为工具撰写"复线历史",展现多元叙事的竞争,将历史从民族国家叙事中拯救出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角度。作者"拯救历史"的做法目的在于使"复线历史"提供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展现更为多元的历史,体现出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和理论高度。     

夏尔巴族源与迁徙历史再探

夏尔巴人在我国境内尚属于未识别民族。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尔巴人的族群单一化,其迁徙路线也具有模糊性。吐蕃政权征服木雅,击退党项拓跋部,以"木雅"(弥药)命名党项故地,后又以"木雅"指代西夏王朝和康藏地区。结合相关藏族史料可知,在与綠厮政权、蒙古军队发生战争期间,处于不利地位的西夏党项部族渐次南下康藏地区,与吐蕃政权时期便居住于此的藏族董氏相融合,形成一个新族群"董弥药"。13世纪,该族群进行南迁,于16世纪中叶进入尼泊尔,随后又以索卢昆布为中心向东、西迁徙,形成夏尔巴人如今分散居住在我国境内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的格局。     

日本人文身习俗探析

提起日本人的文身,或许有人会联想到现代日本社会上那些被称为"地痞"、"无赖"(ヤクザ)的人,因为他们是有文身的.实际上,日本人的文身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就记载了公元二、三世纪时日本人的文身情况.     

民族与历史——读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在众多的汉学家之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既"神秘",又"敏感".拉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幼年、青年时代居住于中国,直到"28岁才第一次看到美国"[1].他能熟练地运用中文和蒙文.尽管他再三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stage by stage)的学院派汉学家,除了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行过短暂培训外,其研究所得(revelation)并非"按部就班"(by design),而是更多地来自"偶然"(by accident),[2]但他无疑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短暂访问过延安(1937年),并曾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1年),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壮族历史文化与《壮学丛书》 --《壮学丛书》总序

壮族是华南珠江流域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土著民族.壮族经历了先秦时代的自主发展、秦汉至民国时期在中央王朝治理下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处中生存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三个阶段.在自主发展时期壮族先民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语言文化,形成了以"那"(稻作)文化为中心的民族文化体系以及以铜鼓为代表有青铜文化、以花山崖壁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以<布洛陀>为代表的神话文化,以鸡骨卜和"麽"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文化、以"三盖"说、万物"波乜"观为基础的朴素哲学思想和以"欢敢"(岩洞歌)、"欢娅圭"(蛙婆歌)为代表的歌谣文化等.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下的发展时期,今桂东、桂东南、桂北的壮族先民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而今桂西南、桂西北及滇东、黔南地区的壮族及其先民则形成了主体性与开放性、包容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保持本民族语言本质一致性,利用汉字及其构字方法构造表达壮语音义的民族文字;吸收汉族宗教文化因素,形成了以"筛"为代表的信仰多神的民间宗教;以氏族部落"都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延续;以民歌为主流和以歌圩为表征的文学艺术等.在今桂西地区,有不少汉人长期与壮族杂处而融入壮族之中.壮族文化与华南、东南亚及环太平地区诸民族文化具有渊源关系,在人类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现实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壮学丛书是以建立壮学体系以及促进壮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一项伟大工程.     

三江县大力打造“中国侗族在三江”品牌

近年来,广西三江县按照"彰显特色"的发展思路,以"做大做强民族文化旅游"为目标开发旅游资源,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原则,修建了三江鼓楼、三江风雨桥、侗乡鸟巢等标志性建筑,修复了丹洲古城,新建了月亮街和侗族历史文化碑廊,并结合"四改"(寨改、水改、电改、灶改)     

《中国回族百科全书》辞条选登:中国伊斯兰教

中国伊斯兰教(Islam in China)世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区域化和民族化的统称。"伊斯兰"系阿拉伯语(ai-Islam)的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奉宇宙独一存在的最高主宰安拉(真主)及其意志,以求祈今世和后世的和平与安宁。此名则出自《古兰经》第三章19节、第五章3节。在中国历史上旧称"大食法""大食教度"(唐宋时期)、"回回家体例""回回教""天方教""清真教"(元明清时期),近代简称回教。     

东乡族打平伙

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唐汪胡浪村的东乡族打平伙方法由来已久,意为"凑份子"或"平摊"。从字面上来说,所谓"平"是指平均、公平;"伙"(火)即灶台,与饮食有关。平伙的习俗散见于部分历史和文学作品当中。《二刻拍岸惊奇》卷22里     

日本人类学三讲(连载之一)——中牧弘允在北大的演讲

2012年5月13日至14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吹田市立博物馆馆长中牧弘允先生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之邀,在北大举办了三场演讲,主题分别是"日本人类学的邀请"(Invitation to Japanese Anthropology)、"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创世纪"(Genesis of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及"日本企业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Japanese Companies)。演讲由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刘正爱研究员翻译。参加此次学术活动的,有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师生。鉴于这三次演讲系统反映了日本人类学的历史与现状,此处刊登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何源远、高瑜、翟淑萍所作的录音整理稿。     

民族国家叙事与复线历史之争——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解读

杜赞奇在其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讨论了线性历史和民族历史叙事的结合对于历史真相进而对于真理的“遮蔽”作用,提出用复线的历史观以及叙述话语来书写历史,用以还原历史的多样性.这对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当前历史书写方式确实不乏启示意义,但怎样全面认识我们已有的历史叙事,又如何用“复线历史”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过去,以及能否恢复历史之“真”,这些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思考.     

图像民族志与历史的活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体现民族共同体认同内涵的视觉形象建设.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生成、凝聚和发展的历史.通过视觉形象呈现而被"看到"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民族精神认同的内涵.图像民族志是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形象体系的研究路径,即进入历史图像的现场性研究,打通历史与现代记忆之间"流动的缺口",实现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活化延续与认同.     

西藏昌都帕巴拉活佛与帕巴拉呼图克图名称沿革考释

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和实物印章的考证与梳理,对"帕巴拉"活佛和"呼图克图"名称的来源及含义进行了说明,并清晰地勾勒出昌都帕巴拉从"活佛"到"那门汗"(诺门罕)再到"呼图克图"职衔的大致沿革过程。这不仅对全面了解活佛转世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有意义,而且对现实也有启示意义。     

防风传说与区域历史的建构

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与历史的真实始终如两条平行线一般,并驾而行。本文择取迄今流传于江南的防风传说为个案文本,试图对历史与传统,历史记忆的选择与历史重构,国家叙事与地方性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透过防风传说这一文本,进行一番梳理、思考。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民众历史记忆并不一定必然地走近或接近"历史真实"。民众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表达的常常是其生活原型、社会背景的诠释。通过对民间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口述资料对区域历史重建与历史解释的多重意义,这是防风传说给予我们的启示。     

制造"地方"与重塑"公共哲学"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主编的<制造地方:国家工程、全球化与地方回应在中国>(2004)与美国华人学者周景(景页)博士的新著<重新塑造中国公共哲学与中国妇女解放>(2006)是近年来把"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 and sphere)的方法论应用于"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