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看自我意识的扬弃

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思维形式,自我意识具有一种辩证本性,即能在一系列的反观自照中不断地认识自身、超越自身、重建自身。从哲学史的维度把握自我意识扬弃的路径,有助于积极推动人类主体的自我反思进程,并在此基础上质疑“自我中心论”及“理性本体论”,进而重新定位并诠释人类理性及主体地位,调试当下的实践行为和理念,使自我意识牢牢植根于现实世界中并真正成为人类精神的最终归宿。     

幽梦：独特的中国艺术思维

西方哲人曾批判过东方类似于“幽梦”的“恍惚混冥”的艺术思维方式,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既无法触及理智,也无法消除人们在宇宙中不知所措的焦虑感。然而,中国的“幽梦”思维,消融了西方的理智求索,却在感觉（玄览）与想象（神思）交叠之间,蓦然契入了宇宙的“内在空间”。 从词语的原生意义考辨,幽梦应该是指超越现实世界之上,隐含梦者心灵幽玄之思的、恍惚混冥的意识空间。从传统艺术思维内部发掘,幽梦则是主体以内心之深藏的情感来玄览现实物,在物我共感的直觉氛围中,以神思综合所览诸象,从而直悟出“我”与道冥之新境的整体性艺术思维过程。从具体的创作过程来看,幽梦乃是创作主体在凝神观照现实世界中,本能地找到其精神生命合于自然的旋律之宇宙奥义,最终在物我冥合的新境中重新体认现实的过程。     

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视角

“中国视角”是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根源在于研究主体的生存经验和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是西方哲学研究的现实基础 ,只有立足这一现实基础对西方哲学进行“中国读解” ,才能使西方哲学与我们具有真正的意义关联。“中国视角”并非是蕴含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本之中的观点、思想和视角 ,而是当下的、属于我们的 ,是从我们的生存经验和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中生成的关切、视域和研究角度。从“中国视角”出发来研究西方哲学 ,就是以现实的问题的探究为线索 ,以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为旨归 ,来对西方哲学进行批判性的诠释和阐发。这种对西方哲学的“中国读解” ,既是克服失语症的途径 ,也是走向自主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创构的必要前提之一。     

俄罗斯哲学的“精神世界”

俄罗斯哲学的重要特点是揭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精神”及“精神世界”的概念在俄罗斯哲学中有特定含义,“精神”与自然心理、“精神”生活与内心生活有本质区别:“精神”不同于“心理”,它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灵性,然而精神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秘的主观体验,它具有独立的实在性。而“精神世界”则内含着无限的自由及其矛盾和悲剧。文章剖析了精神的客观实在性在现实中容易被否定的原因,并指出了俄罗斯精神哲学对现代生活的启发,使人们认识到精神和精神世界不仅是幻想或反映,而且也是人的生命经验内部的一种客观实在,提醒人们不要让物欲淹没了内在生命的精神基础。     

新道论新道统、新道学与人间秩序的终极关怀——读余英时《朱熹历史世界》并与魏敦友、孙国东二君谈辩新道论

读罢余英时煌煌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册，七十二万字），启发意义确实重大：比如宋学与道学的区别，以及在道学的形成过程中深刻地揭示出了与哲学的区别，“道学既然‘内圣’与‘外王’兼收并蓄，它的内涵便远远超出了形而上的‘道体’。道学与哲学之间不能划等号，这是不证自明的”⑴，     

哲学的人文化之路

在人类迈向２１世纪之际，人们明显感受到了时代精神对世界共同体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深切的召唤。而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则典型地表达了时代精神的这种呼唤，它主要表现为２０世纪哲学出现了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基本哲学转向，哲学是一种普遍的人学，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关系是哲学作为人学的真正起点，哲学对现实世界的追向蕴藏着一种深沉的人学动机。但是，无论是古代的直观本体论，抑或是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近代的实体本体论，都是通过瓦解人的现实世界或将现实世界的矛盾抽象化来解决人类自我理解的困惑的。这使得哲学成了一种“对人的非人的思辩设计”，哲学亟需找到一条使自己人文化的途径。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实质上就揭示了一条哲学的人文化途径，它包括了对传统哲学的双重超越：由“主体自觉”对“主体困限”的超越；由“实践观点”对“实体观点”的超越。     

试论作为认识对象的实践

关于认识对象,我国哲学界过去一般都把它规定为“客观世界”或“外部世界”。近几年来,一些同志认为,“从现实的认识过程来说,只有进入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领域,与主体发生相互作用的、成为实践和认识活动的现实对象的那部分外部世界,才是现实的客体”(《认识论辞典》,第36页)。这种观点     

近代中国的成人追求：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一)科学精神的内渗是近代人格的素质。从心理学而言,人格构成的要素主要是知、情、意三个方面。“知”体现了人性中的理性本质,宽泛地说,就是人的认识能力。作为思维和实践的主体,人所面对的客体是一个必然世界,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认识这种必然性,并从其中的多种可能性里作出合理而有利的选择,再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使作为自在之物的对象发生形态变化,满足自己的需要1。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主体思维),追求真理,获得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而作为主体精神力量的“知”,则表现为科学内蕴的“求真”…     

概论主体与客体的四重关系

主体和客体作为认识结构的两极,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分裂的,而是在实践总体中生成与创造、建构与重构的。“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 作为现实主体的人,其规定性至少有三:一是客观现实性。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肉体的,自然力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简言之,主体首先是一种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且,对于人的活动来说,“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二是自觉能动性。马克思主体观的本质规定性是“实践存在物”,是“感性活动“,而不是“感性存在”。人区别于物的能动性就在于它具有积极主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鉴此,主体不仅是自然存     

论鲁迅《野草》中的无归宿感

鲁迅将积淀在自己生命最深层的生存体验寄寓于《野草》的文学世界,于是《野草》忠实地呈现了这位永远的战士心灵深处沉郁的无归宿感。在《野草》中,土地意象的陷落与缺失,主体形象“彷徨”地疾走,以及当时现实境况在文本中的深刻折光,都是这种终极无归宿感的深沉体现。     

道家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道家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依据“道法自然”的原则得以透显的。当它依据这个原则去求“真”时,则表现出合规律的遵道循理、追求世界的本真状态和在其相对主义体系中潜含着若干科学认识因素的科学精神。当它将这个原则延展到属人的世界而成为价值范畴时,则表现出众皆平等、“常德乃足”和安顿人类生存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道家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展示了“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相统一的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并对弥合当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建构新的科学人文主义有借鉴价值。     

典籍与教科书同构:朱熹纂辑《四书》的理路

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日本儒学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从日本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和实践看,日本儒学可以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和儒学本土化过程的两大阶段.随着汉字、汉文化的东进,儒学以大化改新为标志在日本得到全面认同和接受,在日本列岛上扎根并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千余年的传播与发展,儒学不断地与本土文化融合,以朱子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日本儒学本土化的过程,成为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心为太极”与邵雍诗歌中“狂”“闲”“乐”的生命境界

邵雍的太极观是"心为太极",具有三层含义:心生太极、心有众理、天人合于心,这样的本体论使得他的思想具有心学倾向。邵雍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与思想境界是统一的,而"心为太极"的本体论则是这种统一的逻辑起点。他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当中都有尊重主体、扩张自我的"狂";有无著无累、无滞无碍的"闲";有追求自由洒落、体验万物生意的"乐"。邵雍作为一个不同于程、朱的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想境界与生命境界的范本。     

试论宋濂治心之学的功能

宋濂提出了"吾心为天下最大"的命题,他的理学着重探讨了"人心"与"天地之心",并进而指出人们通过治心工夫的涵养便可以体认天道,使个体人生境界向更高层次精进。治心之学的功能还表现在:心既然是万物的主宰,决定着一个人的本质,那么透过对人心的观察,便能够帮助我们识人;通过治心工夫的涵养,或是通过圣贤文章,体认天地之心,存诚于心,可以成就一代文章大家。不仅如此,在政治实践中他还以治心之学中的人格修养学说来启发引导朱元璋摒弃自身的刚猛与暴戾,通过理论中的阴柔元素来化导朱元璋行事风格中的刚猛。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寻“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取向——从周敦颐到程颢、程颐

"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北宋思想家周敦颐及其学生程颢、程颐对该问题一再探索。周敦颐的诚中之乐,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之乐,程颐的循理之乐,实际上都是一种精神境界,是远大人生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孔颜之乐的乐境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乐境,贯通了"道德境界"与"天然境界",并将天地顺化万物的德行与人生的道德精神境界合为一体,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