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是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占有制形成的时代

<正> 夏代是《史记》所记殷周以前的第一个朝代。《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荡》说:“殷监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这都是西周初年的记载,则殷前有夏,实无可疑。夏代相当于商代汤以前的世系,《史记·殷本纪》     

“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发言稿

我对於陆侃如冯沅君两用生所著中国文学史稿,现在只提出两点意见: (一)中国文学史稿讲商代文学只讲甲骨卜辞和殷代金文,而不讲尚书巾盘庚等篇。他们的理由是“尚书中的……商书事实上还是後代人写的或追记的。”(文史哲1954年7期)抱有这种看法的,不只陆冯两位先生,还有些人认为甲骨卜辞和殷代金文篇幅都很短,最多不过几十个字,而盘庚三为每篇都有几百个字(盘庚上篇578字),因而怀疑盘庚是後人追记或修改。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大有问题。1.卜辞是刻在甲     

虚词发展说略

汉语虚词在古代有各种称谓,如“辞”(词)、“声”、“语助”、“语辞”、“助字”、“虚字”等。虚词同实词一样,是词汇的构成部分,而虚词的运用,则是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历来对于虚词的界说各不相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虚词一般只有语法意义,表示各种关系和语气,很少有词汇意义。汉语虚词向来就很发达,在甲骨文里,各类虚词就已出现了。我不受年。(《殷契粹编》)王固日,乃兹亦出杀。(《卜辞通纂》)来雨自雨。(《殷契粹编》)从向归。(同上)余其从多田于多白正孟方。(《殷虚文字甲编》)今日壬申其雨?(《殷虚文字乙编》)上面句中的“不”、“乃”、“亦”是副词,“从”、“自”是介词,“于”是连词     

墨子“尚贤”学说所反映的时代

一、墨子“尚贤”和老子的“不尚贤”墨子所主张的“尚贤”学说,应当不仅指当时贵族阶级内部的选贤举能,而且也是从下层的劳动人民中间选拔贤能之士。《墨子·尚贤上》说: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有众贤而已。所谓“贤良之士众”,是他认为不仅有一二个而已,还应该有众多的“贤良之士”,国家才能够安治。贤良之士的来源,《墨子·尚贤上》说: 是以国之富贵之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辞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所谓“国之富贵人”,当然是指贵族。他们退而私议:现在举贤的办法是“不辟(即‘避’字)贫贱”。可知被认为贤良的人中间是有下层贫贱之人。     

“蛮非”贬称辨

长期以来流行此种说法:“蛮”为汉族对南方少数民族侮辱性称呼,“蛮”即“野蛮“、“不开化”之义,“蛮”字从虫,即表示不把他们当人。如《民族语文》82年1期37页:“从意义上看,‘蛮’是个贬称,古代泛称南方少数民族。”白耀天《僮族源流试探》:“(有的人)不审慎地考证就把史书上的‘蛮’……完全加在僮族的头上,试想僮族怎么能接受呢?我们知     

“春秋”用作时代名称的由来

<正> 现在的中国通史著作,于西周之后划分出一个春秋时期。但是,从《史记》直到清末的通史书籍,均以“周”来统摄今天所说的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那么,“春秋”作为历史时代的名称是从何时开始的?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认识我国史学史中历史年代学的变化。我国是一个自古就重视自己历史和史学发展的国家。如何命名已往的时代,是史学编纂方面首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便产生了历史年代学。春秋及春秋以前是以族名、国都名、王朝名三者合一来命名时代。西周人称他所取代的前代为商代或殷代,“商”或“殷”既是旅名,又是殷人国都所在地名,同时还是殷人所建王朝之名。商时人名其前代为夏也是这样。所以《汤暂》记载商人称夏代为“有夏”,《召诰》记载西周人称夏代为夏、称殷代为殷。春秋时人继承     

论‘最’字连说

“最”字连说是指程度副词“最”字叠用或连用的词语形式。 “最”字连说在文革中十分叫响,不过,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如,有的同忐认为:“最”字连说,这种滥用表示程度的词语现象,是使语言不纯洁的原因之一。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如范方莲先生就认为“部分程度副词可以重叠”,范先生还举出以下例子为证: a.“这里面,有青衣蛇,一步蛇,……都足最最毒的毒蛇!”(洪汛涛)     

国号前附加的“有”、“大”、“皇”的意思

读史书,常见国号前加有“有”、“大”、“皇刀诸字。它们是什么意思呢?“有”字是语首助词,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一般来说都是后来人的称呼,并非立国号时即有。如有夏,有殷,有隋,有宋,有清等。“大”字意为广大,伟大,是誉美之称呼,多为本朝人的称谓。如汉人称大汉,唐人称大唐,明人称大明,清人称大清。“皇”字     

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

谥是周代大夫以上贵族有爵者死后命名的一种称号。此据下引《礼记》各文可以证知: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檀弓》) 先王谥,以尊名。(《表记》) 大夫没矣,则称谥若字。名士。(《玉藻》) 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郊特牲》)《郊特牲》云“死而谥,今也”者,言古者凡有爵者死后乃有谥,而今则虽生时无爵,死后即命谥。故郑玄注云“周制爵及命士,虽及之,犹不谥耳。今记时,死则谥之。非礼也。”虽然《郊特牲》所云古者未必如郑注云“谓殷以前”,但如谓为周之古代,应可无疑。     

“殷”“商”名辨

“殷”、“商”之名，均由地名而来，分别得自于殷商民族和殷商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国名、朝代名的“商”得名干漳水流域，时在商族建国之前；而“殷”得名于安阳附近的“衣”地，时在盘庚迁都之后。在殷墟甲骨文中，商代国名、都名皆称“商”，不称“殷”，而后世称之为“殷”、“商”或“殷商”。文献中的“殷”名与“商”名纠葛搅扰，不可强分。盖“商”乃当时人的称法，而“殷”及“殷商”互称是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文言谦称尊称的词类归属

关于文言谦称尊称的词类归属,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名词,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说:“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或者形容词用如名词)不是代词,所以它们不受代词规律的制约(在否定句中不放在动词前面);但是从词义上说,它们又表示了‘我’或‘你’”。[1](P356)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和朱振家主编的《古代汉语》都沿用了这个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是人称代词礼貌式,如周秉钧编著的《古汉语纲要》把文言人称代词分成两类,其中第二类是人称代词的礼貌式,包括谦称和尊称。[2]但并没有说明这样分类的理由。我们认为,“谦称、尊称是名词”的看法欠妥,…     

“正名”浅说

<正> 《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之“正名”二字的词义,自汉以来,即有二说。多数学者认为“正名”即“正名号”或“正名分”:郑玄则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皇侃《论语义疏》引)我赞同郑玄“正名”即“正书字”之说。清人江永说:“孔子‘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说文解字段注后叙》)江氏此说,为“正名”即“正书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联系《论语》所产生的时代,我们发现“名”训“字”者,不乏其例: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     

由“武庚之乱”所引起的周代国家形态之变化

周初国家形态原也与夏、商两代相似,即以血缘族团为单位进行管理。“武庚之乱”引起了周族统治者对这一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思,从而采取了新的政治改革。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方面将殷族及其联盟集团瓦解分散到各地,以摧毁其族群的集团力量,是为“迁徙殷族遗民”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周民族的血缘关系尽量放大,然后分散到各地,使普天之下都能流动周族的血脉,是为“同姓同宗分封”政策。这两项措施的结果便是封国内出现了地缘管理,而这种地缘管理又被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同宗血缘管理之下。这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又一典型模式。     

中国商人的起源

从事买卖的人叫商人。商人成词在中国已有古老的历史。中国的商人源于殷,形成于周初。稍后,商人一词始见于经传。 商人始于殷末,其主体是殷的遗民,盘庚迁亳以前殷称商。契封于商、商是地名,王朝史称殷商。殷商亡国之前,其臣民叫商人,实与买卖无关。武王伐纣,殷商失国。为了彻底征服东殷人的反抗,周把殷的河内要地三分为邶、鄘卫。授权武庚、管叔、蔡叔戍守,史称三监。武王死后,三监伙同东方的徐、奄、蒲等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周公遂第二次东征,鏖战三年,反叛削平,建立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军事重镇成周,将大批殷商的遗民迁徙到洛阳。《多士》:“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毕命》:“毖殷顽民,迁于洛邑。”记载了这次大规模的政治迁徙。     

鲁迅与冯沅君

<正>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冯沅君先生(笔名淦女士)创作的《卷葹》,这是鲁迅先生主编的《乌合丛书》之六。这本小小的集子,当时只出了三千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北新书局印成,可以说是《乌合丛书》中最薄的一本。但鲁迅先生从编辑到出版却为它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如《卷葹》的封面,他就亲自写信给画家陶元庆,要陶元庆精心地加以设计,并且根据王品青的要求提出:“将书名‘卷葹’两字,作者名用一‘淦’字,都即由你组织在图画之内,不另用铅字排印。”还特地介绍这本书:“内容是四篇讲爱的小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先生对封面设计提出的要求是那样细致、具体。后来因为司徒乔已为《卷葹》画好了封面,鲁迅先生又致函陶元庆说:“兄如未动手,可以作罢,如已画,则可寄与,因为其一可以用在里面的第一张上,使那书更其美观。”他考虑得如此周到,为美化书面的装帧费尽心血。     

关于墨家对矛盾律排中律表述问题

1985年沈有鼎先生在一次讲《墨经》的课程中指出:“‘攸,不可两不可也’,在‘不可’中间加‘两’字,‘不两可’是矛盾律,‘不两不可’是排中律.”并且认为:“《墨经》拿不常用的‘攸’用为逻辑术语,是说一对矛盾判断,过去把‘攸’完全改为‘彼’是没有脑子的.”沈先生还让我们把有的“彼”字改为“攸”.除了把“彼”改为“攸”,我们持相反意见外,其余我们认为沈先生的见解都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把“彼”都改为“攸”不一定合适的理由如下:一则张惠言据说校经,作“彼”.二则“攸”一般放在动词前面,组成名词性词组,相当于“所”,如“君子有攸往”(《周易·坤卦》).或者放在主语与动词或形容词之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就”,如“风雨攸除”(《诗经小雅·斯干》).或者作处所讲,如“为韩结相攸”(《诗经·大雅·韩奕》).也就是说,“攸”字多用于动词前面或放在主谓之间,不如“彼”灵活,指代性更广泛.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是,“攸”的古汉语涵义“所”、“就”、“处所”与辩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彼”有“相对”的涵义,它可作指示代词,指代“那”与“此”相对,如“息壤在彼”(《战国策·秦策二》),又可指代“别人”、“对方”与“己”、“我”相对,如“知己知彼”(《孙子兵法,谋攻》),而辩不能一人去辩,     

《周易》书名浅说

对《周易》的书名释义,古今学者的意见不尽相同,关键在于对“周”、“易”二字的解释不一。对于“周”字,大约有五种解释:①“周”是“周普”、“无所不备”的意思。②“周”是“取歧阳地名”“因代以题周”。持这一意见的代表是孔颖达。③以《周易》的“周”字为周朝、周室的代号,但不言及地名与“周普”。④因周代有《易经》的朝代,而命名《周易》,相当于把《礼》称为《周礼》一样。⑤既是指周代的名称,又包含了无所不有的意思。以上各家的说法,总归为三类:一曰无所不包,二曰周朝之名,三曰无所不包,朝代之名兼而有之。除了从上述几方面进行探赜之外,我以为还可以从卜筮的角度进行考释。     

批判高本汉和胡适对吾我、尔汝的错误论点

間题的提出六百多年以前,就已經有人怀疑‘吾’与‘我’有区別。元代赵德在‘四書箋义”一書中写道:“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清代楊复吉在“梦闌琐笔”里,俞樾在“茶香室叢鈔”里,都同意赵德的見解。认为“吾”与“我”,“分別甚明”(楊复吉語),“其語似复而实非复”(俞樾語)。这种見解,由于缺乏有力的科学論据,故未曾流行,仅仅得到少数人的欣賞、附和而已。     

也谈“千夫指”

振峰同志《千夫何所指》(《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认为鲁迅先生《自嘲》诗“横眉”名句中的“千夫”,“不是指的敌人,而是指人民大众。”而“‘千夫指’(意为众人所指责的人)才是指人民大众的对立面——敌人。”对此,我有些不同看法。“千夫”在古汉语中,确有众人的意思,如“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但解作敌人也是可以的。据《史记·索隐》:“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旧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于五大夫。”可证“千夫”是秦汉武功爵秩名,可以引申为武力统治者——即军阀,也包     

“信口雌黄”出处探

新版《辞源》于“口中雌黄”(即“信口雌黄”)条下注曰:“随口更正说得不恰当的话。如用雌黄蘸笔,涂改错字。”新出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于“雌黄”条下注曰:“矿物名,可做颜料,古时用来涂改文字。”“信口”口中”总是出于言谈,与“口”相关。但雌黄是涂改书面错字并不与口发生关系,用“笔下雌黄”岂不更贴切吗? 再看“口中雌黄”的出处。新版《辞源》:“口中雌黄”“……据《文选注》引《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查《晋书·王衍传》说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