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古代文论"押音"的表现模式

彝族母语诗体文学,其格律中的音律表现方式,按彝族古代文论家的论著所说实质,是押音节,而且有多种模式,但少有具体的实例做为论据进行论证,给后人的理解造成困难或误解.本文在检阅大量的彝语母语诗体文学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彝族古代文论中的相关论述,以实例证实了押音节这种音律形式及其各种模式的存在.据本文所展示的例证看,彝语诗歌的这种押音节的各种表现方式,不象汉语诗歌的押韵形式那么固定,彝族诗体文学的这种音律形式,所押的位置丰富多样,不仅对内容表现有力,而且使彝族诗歌具有独特的音乐美.     

彝族古代文论的作者及特点

彝族用彝文写作的文论作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出自于一个社会阶层--毕摩.彝族古代文论体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1)以诗论诗,用诗歌的形式来阐述文学的观点;(2)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和经验性;(3)文学(包括文论)与历史、经书长期浑为一体,没有分离出来;(4)把民间文学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范围;(5)彝族古代文论家前后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长时期中变化不大,具有超强的稳定性.     

彝族母语诗歌的比兴和音律

现在作为诗歌艺术手法的比兴,过去曾与原始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的比兴亦不例外。彝族的比兴与他们过去的原始信仰有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反映了一种思维形式和价值观念,兼具审美和表现是非善恶的功能。作为诗歌音乐美的“音律”,彝族的传统母语诗歌不是以押韵的方式,而押音节的形式。     

彝族诗律探析

我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即《书经》里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最早讲到诗歌创作的主旨和社会功能,以及诗歌的声韵、格律的历史记载。彝族文学史上,现在发现的最早的文艺论著是用彝文撰写的《彝族诗文论》和《论彝诗体例》。这两部著作,从源远流长的彝族诗歌的丰富材料中,梳缕、     

《彝族诗文论》哲学社会思想浅析

近读贵州民间文学工作者发现并汉译出版的《彝族诗文论》一书,不由使人感到这又是一本杰出的少数民族理论著作,它对今人深入理解研究古代彝族的社会历史有重要的价值。《彝族诗文论》约撰写于一千多年前的古代,此诗论首先是关于诗歌的文艺理论著作,涉及到诗歌创作的原理、方法、音韵、格律等问题,同时此诗论又是包含着古代彝族的哲学、历史、道德等社会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著述,本文拟就这一方面作一初步评析,以期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中国文论话语的还原——以《文心雕龙》之"文"为中心

<文心雕龙>之"文",在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与今天的"文学"或"文章"都并不一致,这正说明我们现代文艺学的"失语"--失去了我们传统的话语.实际上,<文心雕龙>之"文"的内涵原本是清楚明白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文章"的基本含义,也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到了20世纪初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literature"被翻译成"文学"并得以广泛运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学"、"文章"概念的应用历史基本中断,"文学"一词也就陷入尴尬之境.按照<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章"、"文学"的基本话语,"literature"不能翻译为"文学",而应该翻译为"文章",这也就是<文心雕龙>之"文";而作为"文章之学"(Literary study)的"文学",或可翻译为"Philology".     

从俄国形式主义看诗歌语言的“文学性”

以罗曼·雅克布森和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为首的俄国形式主义是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文论流派之一.受到索绪尔语言学新观点的影响,形式主义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本质是"文学性":通过对语言等"材料"和运作方式"陌生化"的技巧而实现的"文学性".试图通过对雅克布森和施克洛夫斯基语言观点和语言在文学,尤其在诗歌中的运作来分析俄国形式主义诗歌语言的"文学性".     

章太炎的"文各体要"论

"文各体要"论是章太炎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而在不同时期,章太炎对"文各体要"的表述有所不同.1906年以前,一般表述为"类例"、"体要"等.1906年,正式提出"文各体要"论,并集中表述为文学的雅俗观.晚年,集中表述为"发情止义".章氏论文推崇魏晋,服膺魏晋文体论.章氏依准魏晋文论,并据以评价后世之文,是为复古魏晋.他还希望以此消除当时梁启超报章文、林译小说等文体之不良影响,平息骈散文之争,并因以抵制用西方文论来评价中国文学的做法,坚决维护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百年文论"功利与审美纠缠"的理论启示

百年文论在文学价值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功利与审美纠缠".在这一理论表象背后,隐含着共同的"功利主义"文学价值取向.它实际表征着百年文论在文学价值观理论建设方面的某种残缺.面向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现实与未来的文论建构,应当在更为深刻的理论探索中实现文学价值观念的转变,建立以审美价值为中心的多元价值体系.     

彝族古代诗文论中的文学本质论

彝族古代诗文论著作,已出版《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和《论彝族诗歌》。《诗文论》收入五位文论家的论著,即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等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     

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

"诗无达诂"是古代文论中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命题.中国古代文论不仅高扬 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力,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释义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西方现代释义学无法解决的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     

论古代文论和书画论中的"生意"

古代文论和书画论中常使用"生意""生气""生机""生趣""生动""如生""活"及"死""板""结""滞""僵"等术语来评价诗文与书画作品,体现了中国古代以是否具有生命力作为文艺评价标准的观念.这一批评标准是"法自然"哲学观在文学、书画观上的反映.从根源上说,中国古代文论和书画论中的"神"和"自然"范畴与"生意"范畴的内涵是相通的.     

新诗贯宇宙--"文章四友"近体诗的体制建设与推普之功

初唐诗人"文章四友"准确地把握了其时诗歌形式格律化的倾向,因此,他们的诗歌提供了关于格律创制方面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情势、文化背景下,"文章四友"以其在文坛上的优越地位,在近体诗的普及进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变化齐一--中国文论"通变"观的哲理辨析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通变"概念并非简单地等同于"继承和革新".对其哲理渊源加以辨析可以了解"通变"观以自然天道观为基础,主张符合自然之道的自然之变,"通"包括自由变化和精通的意义.这样的哲理内涵使中国古代文论的"通变"论具有深刻的发展变革因素.     

从"文"到"文学":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不仅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文学"的意义所指迥然不同,而且与传统文论中"文"的概念亦有许多差异.从"文"到"文学"观念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种观念转换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发展理路,从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文心雕龙》的"象"范畴

气、象、味是中国古代文论最基本的元范畴,气、象、味三者的相互交融、衍生又衍化出无数的子范畴与范畴群,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文论的梯级范畴网络,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文学的特征、规律、本质联系的全面把握."象"主要涉及文学的反映对象及创作客体的性质特征,<文心雕龙>是"象"范畴确立和衍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学形象及文学意境的创造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意境理论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     

音韵格律在文学传播中的媒介作用

音韵格律对文学传播的作用不容忽视,古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先秦古籍,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音乐和音乐格律的应用;诗词格律自觉以后,音韵格律对诗歌的传播作用更为明显;在小说传播中,小说中的韵文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具体分析了音韵格律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了其存在的必然性。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创作的致用务实精神

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是研究中唐文学的热点和不可能回避的内容,而发生在同时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在精神实质上有无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是什么,各自以什么样的面目(文学理论、文学作品)来表现的?时代的政治革新要求与思想意识形态的振兴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中唐时期无论是对革新的希望、疾呼,还是革新失败后的苦闷、寻求;无论是哲学思想上的反思、复兴,还是文学思想上的追求,都充满了革新的要求和革新失败后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中晚唐文学都染上政治革新、儒学复兴、参与现实与文学创新的鲜明色彩."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出现,以险怪为特征的韩、孟诗派和以浅俗为标志的元、白诗派的崛起,刘、柳诗歌的深沉与孤峭,郊、岛之音的深入人心,司空图对王、孟、韦、柳的追踪,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的别开生面,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聂夷中等人对时事的冷嘲热讽,只要认真清理其思想和文学渊源,都不难在中唐政治革新及其社会影响中找到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古代知识分子以拯救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表现,具体讲,就是以文学干预现实的"致用务实"精神.     

刘若愚"以西释中"的得失

刘若愚,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1952年获得英国布里斯多大学获硕士学位,此后则长期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种从中国到西方的人生经历,为他成为学贯中西的汉学家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一生致力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著有<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等8部著作和50多篇学术论文.在文学理论方面,刘若愚以西方文论体系为参照,对中国古代文论给予结构性整合,形成了一套中西合璧式的比较诗学体系.刘若愚为中国文论走出单纯的汉语语境,与西方文论对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所采取的"以西释中"方法,也存在着诸多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文论的特性.因此,本文探讨刘若愚"以西释中"方法的得失,对于中国文论"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