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刊载了拙文《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郭世佑先生撰文《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与郑文“商榷”。拜读之下,颇受教益。但对郭文提出的“疑惑和混乱”有必要作出答复。愚以为,郭文对郑文所说的“情”和“理”没有正确理解,是他产生“疑惑和混乱”的根本所在。郭文说:在郑先生看来,所谓“情”是客观的,“理”却不全是客观的(如“理想”之     

文学中的“情”与“理”

<正> 近年来,文学评论中讲“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的文章比较多,诸如“创作需要感情”、“文艺作品要以情动人”、“艺术就是感情”等论点,都讲到了。其实,关于情与文的问题,前人早已作过反复的论述。两千年前,人们就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话来说明诗歌创作。“万趣会文,不离情词。”古代大文学理论家刘勰所作的这种论断,直到现在看来,也还是对的。没有较为强烈的生活感受和情感,文学创作是难以想像的;不直接或间接借助于形象表现一定的情感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感动读者,产生强烈的效果的。现在,谁也不会否认或轻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无可讳言,近年来评论者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在“四人帮”横     

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

近几年,随着学术风气的活跃,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不少问题出现众说纷纭的歧异见解。这是可喜的、令人鼓舞的。它启迪思维,将促进学术的更加繁荣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从众多的歧异见解中,据笔者观察,有的说得合“情”,有的说得合“理”,有的说得既合“情”,又合“理”。“情”与“理”,这是大家并不陌生的字眼。人们的言谈举止,只有入情入理,才能使人尊崇、信服。考察历史上的问题、历史人物的言行,也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的言行,只有合情理时,才是最佳的.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容易出现某种片面性、主观性。或只合情,或只合理。这就使得其行动未能达到预期的满意效果。当我们回首往事,评判历史是非时,特别是历史人物的思想认识与行为得失时,也应该作如是分析。愚意以为,这是研究近代历史人物思想、行为得失时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唯其如此,有关问题才能有恰当的解释。按笔者看来,“情”就是情势、客观的现实、客观的条件;“理”就是义理、正义、进步理想、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拙文《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提到了“情”“理”问题,分析了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及其指导思想的“基本合情但不尽合理”的情况。在此,笔者拟再列举一些问题加以论证.     

“情”与“理”的内在张力——从《论语》看孔子的“情”“理”观

孔子既不是一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情感至上者.在《论语》中,“理性”与“情感”始终通过一种张力关系,来达到两者的平衡.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孔子一方面彰显“礼”、“义”的重要性,强调“正名”,反对僭越;另一方面,为挽回“礼”的形式化趋向,重塑“礼”的自然基础,他又强调人的自然与道德情感.“情”与“理”的张力关系不仅奠定了儒学日后发展的主要基调,而且也开启了日后儒学孟荀不同的发展路向.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李丽情之德行与理之德性是中西方文化德性体系的特点，情与理既是中西方文化人性设计的基础，也是贯穿中西文化发展的主线。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所谓德性，既是主体的善的状态，又是道德的主体形态。德...     

从“情”与“理”两个历史评价标准误区中走出来——答《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拙稿《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曾从有关概念和评价方法等方面对郑剑顺先生《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一文②提出质疑。近读郑先生《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③,不但没有消除笔者原有的疑问,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思忖再三,不吐不快。看来,只有从“情”与“理”两个评价标准误区中走出来,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标准问题讨论     

由“情胜于理”到“理胜于情”——论汉代抒情赋

在汉赋中,抒情赋与那些铺采摛文、飞扬踔厉的大赋相比,只能算作是一条浩瀚巨流中的不惹人注目的几朵小浪花。时代相隔并不太久远的屈原、宋玉们在楚辞中的那种疾痛惨怛、缠绵婉转的哀唱,到了受楚辞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汉赋当中,只传来了微弱的回响。汉代抒情赋数量的相对稀少,似乎在证明着:主要由楚人所建立的汉王朝中,抒情的传统已被人们忘却和抛弃。这种传统几乎截然中断的现象,即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也正因为如此,汉     

浅谈“老有所为”

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9100万,其中离退休职工2000万,离休干部163万。全路离休干部6.2万人,其中我局900余人,预计两年内将超过1000人。老干部工作,乃至整个老龄工作的任务,是使离退下来的老同志不仅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而且老有所为。因此,如何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使他们在晚年继续有所作为,是老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课题。本文就此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

近读郑剑顺先生《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一文颇受教益和启发。以“情”和“理”为价值判断标准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关争论不休的问题,当有必要。然通读全文,不仅有些牵强附会的解释易使读者产生新的疑惑和混乱,而且对某些问题的基本认识也值得推敲。笔者不揣浅陋,且作此文,权为商榷。     

文学中的“情悖于理”

一我们平时议论文学作品,常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合情合理”。情与理一致,看来是文学的常规。然而,文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只合情,不合理,情与理不一致,也就是“情悖于理”。     

初探老年人的“老有所为”

随着岁月流逝，一批又一批老同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且这个队伍还在不断扩大。如何使这些老年人继续发挥他们的才智和特长，让他们“老有所为”，幸福愉快地欢渡晚年，是各级组织和领导的一项重要责任，是社会的光荣义务。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讨：一、老年人“老有所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有人可能要问，老年人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为什么还要提“老有所为”？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老有所为”是老年人对社会的再奉献。现在离退休的老年人，大多是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参加革命…     

发挥“老有所为”的作用

目前,许多老年人迫切要求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医”,其中突出的是“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问题。在解决人口老化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对策。一种是消极的对策,即将关心老年人的     

叶燮“理事情”之“情”的双重性解读

近年来,叶燮的<原诗>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学者对其诗歌的发展论、本质论、创作论、以及批评论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对"理事情"的研究也不乏很多精辟之处,对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论,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主要问题在于对"情"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争论上.本人试从原文中寻找作者的本意,给"情"以正确的解读.     

中西方文化性格之比较——谈“情”与“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古今中外,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性是一样的,都有其喜怒哀乐感,都有其是非爱恶心。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一对孪生兄弟因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不同性格一样,中西方文化从同一元点——人性出发,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迥乎不同的两种文化性格。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方面,可概括为:中国人重伦理道德,西方人重民主科学;中国人讲义务,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以家族为本位,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是艺术的和道德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和法律的。作为文化精神外化的文化性格,中西方的区别归纳为一句话:中国文化重“情”,而西方文化则重“理”。本文仅从这个角度,并侧重于“情”,     

老有所为乐“十养”

人到老年当自强,莫吃老本混时光,重度人生第二春,仍有美景伴夕阳。时间宝贵该珍惜,活出生命高质量,健身强体晚节在,老有所为乐＂十养＂。     

浙江人口老龄化与发展老有所为问题

发展“老有所为”是我国解决老龄问题的一项重要对策,也是社会主义老年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嘉兴等地3240名老人的调查,就人口老龄化与发展老有所为问题作些探讨。 一、浙江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严峻 浙江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省市之一。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430万人,占总人口的10.38％。预测到200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发展到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以理囿情”观念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以理囿情”观念寇养厚１《尚书·舜典》的＂诗言志，歌永言＂，最早提出了诗歌的“言志＂问题。在先秦时期，＂志＂与＂情”当然有微别：前者主要指人的志向、怀抱、理想，偏于理性范畴，重在表现人的社会性，如孔子说＂各言其志＂（《论语·先进》）；...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朱熹的“理”与逻辑

朱熹的“格物致知”分别对应着“理”通的归纳法和“理”通的演绎法,这正体现了认识由归纳而至演绎的完整过程。朱熹的“理”与他的逻辑思想是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