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方史》教学新探

《新疆地方史》教学中应注意国家与国度概念的区别、民族与国家概念的区别、历史上西域各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等问题 ,通过教师的精细分析和讲解 ,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历史上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都为中国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以来,新疆始终是祖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现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和宗教观的视角,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与交流的历史层面,试述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路网与疆域：从新疆历代古道路网变迁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

新疆古代“路网”遍布天山南北,在地缘上连通着中原与西域,确保了我国疆域的完整与统一,在情感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水乳交融,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记忆。在整体观的历史视野下,历时性地考察新疆古道考古遗存,可见新疆境内集军事、交通为一体的“路网”体系,与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行政设置,及完整的疆域空间布局高度对应。新疆古道是维护我国疆域统一完整的历史之“道”,是保障我国政治共同体不可分割的认同之“道”,更是促进边疆多元族群共生共存的融合之“道”,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演进,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的历史演变。     

复线并行与多元归一：新疆法秩序的历史建构

如何在边疆地区实践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始终是历史中国孜孜探求的一个重要政治主题。西域（新疆）是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权重点经营建设并取得瞩目成就的地区,“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不容撼动的事实。在历代治疆实践中,作为国家主权重要表征和载体的法律发挥着积极与关键的作用,构成了历代治疆的一个重要内容。汉代“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唐代边政举措“著于令式”、清代治疆法律体系初建、晚清新疆建省后法律及社会与内地的趋同,无一不是法权的宣示与法律治理的实践与成就。揆诸史实,自西汉统一西域后,新疆就始终在中国的法律空间之中,国家法律始终在场,其与当地族群法律经历长期的交流交融,层累持续地形成以国家法律为主导的多元一体的法律文化与法律秩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和广域国家治理中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构成当代“依法治疆”的重要历史遗产和智识资源。     

略谈元末回回诗人丁鹤年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她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紧密合作,融合共处,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大团结的凯歌。元末武昌回回诗人丁鹤年的诗作,就是一颗用回汉两族人民心血浇灌出来的硕果,一支壮丽的民族大团结的颂歌。据元末戴良的《高士传》和明初乌斯道的《丁孝子传》记载:丁鹤年生于元末,死于明初。《高士传》云:“鹤年西域人也。”《丁孝子传》说:“丁孝子名鹤年,字鹤年,西域人。”《明史·文苑传》又说:“丁鹤年者,回回人。”前者指地区而言,后者指族别而说。“西域”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     

从语言探寻新疆的文化

一、新疆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古代新疆曾是欧亚大陆之孔道,东西文化交流之枢纽。民族与语言之繁杂,礼俗习惯之奇特,在文化和学术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新疆是中国的宝地,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宝地。古代世界上几大文明都来这里汇合。这里有世界三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希腊的古代灿烂文化;三大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的多种语言;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相互影响。难怪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说。“世界文化的钥匙埋藏于塔里木河流域。若能找到这把钥匙,那世界文化的奥秘就要揭开了。”     

新疆一体多元文化的历史明证

在一定地缘范围内,由于人类及其文化的长期交流与融合,最终由多元区隔走向一体多元是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规律。在中国,在新疆,也是这样。透过祆教遗俗在新疆各民族中延续的情况,可见一斑。西域的古代民族大都信仰过祆教,并为之传播发挥了一定作用。在长期的融合发展中,祆教的一些理念、思想和行为方式被新疆的多个民族所接受,并融入民族风俗之中,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驳齐赫文斯基对我国新疆历史的歪曲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齐赫文斯基著《中国历史学中的大汉族霸权主义》一文①,对我国历史进行全面的歪曲,其中对于新疆历史作了许多重大的篡改,妄图否定新疆地区从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一铁的事实。现在我们根据历史记载,逐条予以驳斥。 一 这里首先揭露一下齐赫文斯基在地理概念方面玩弄的花招。他说:“所谓西域,即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们必须指出,古代的西域和现今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不相等,在管辖范围上相差很大。就汉代来说,分布在今伊犁河、伊塞     

浅评李广利伐大宛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读《史记·大宛列传》

《史记·大宛列传》主要记载了西汉王朝鼎盛时期一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一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一个是张骞通西域,另一个是李广利伐大宛。 关于张骞通西域,古今中外学者凡论及此事者,皆交口称赞,或曰“凿空”①或曰“创举”。尽管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一条经我国西北地区,横贯中亚细亚,越过地中海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就由许多民族和国家     

蒙元初期的丝绸之路与国家治理

13世纪,随着蒙元帝国的兴起和边界的快速推移,新疆由传统的中国边疆西域变为帝国版图的核心区。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保障有力的驿站运输,保证了帝国一统天下,重构了此前衰微的丝绸之路。移藩去篱、交叠有效的治理,使蒙元帝国在多元互动、交融共生之中走向繁盛,生动诠释了“丝路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带一路”建设会使新疆由中国“边疆”跃居亚太“核心”,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福祉,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疆社会文化变迁

作为横亘于欧亚大陆中间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被中原文化笼统称为西域之一部分的新疆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明发展方式。一方面,作为欧、亚文明传播的桥梁,以游牧、贸易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中亚各民族人们,在以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生活方式过程中促进了欧亚文明之间的良性交流互动;另一方面,中亚各民族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创造出各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对欧亚文化圈的发展发生作用,共同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新疆各民族社会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巨变,无论是以哈萨克族为代表的游牧社会,抑或是以汉族、维吾尔族为代表的农耕定居社会,都遭遇到整体社会环境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在新的发展时期,新疆各族人民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迁,现代大众文化正在成为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     

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及其作用

汉代以前中原汉文化就已传入西域。此后通过屯田、贸易等多种方式,汉文化源源不断传入西域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互动交融并逐渐形成"以内地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为母体"的屯垦文化。它不仅丰富了新疆地域文化,成为新疆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为推动新疆文化进步,促进新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谐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略论清代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

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各族人民之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尽管有时出现了分裂和割剧,但这种分裂和割剧是暂时的,次要的,而多民族的统一则是长期的,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各民族为了发展和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所要介绍的清代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石碑,就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维护和发展祖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见证之一。     

关于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有的论者划分为三个时期、四个时期,有的论者则划分为七个时期、八个时期。究竟如何认识和划分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这是文化史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 一“三分法”与“四分法” 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是解放前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化史》。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 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 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 自明季迄民国,是为中印     

记述中华民族历史的开山力作——《中华民族史》评介

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记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开山力作。粗略读后 ,想从以下两方面对其加以评介。一、《中华民族史》是中华民族的开山之作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 ,首先是因为迄今为止 ,我国出版过许多“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加以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反映中国各民族产生、发展、兴旺、衰落或消失的客观规律”[1] 的中国民族史。但却还没有出版过“在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加以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中国各民族怎么经过联系和融合 (包括同时存在的分裂和消亡 ) ,‘百川归大海’ ,成…     

学者化与多元化：清代西域行记之新变

清代西域行记是汉唐以降西域行记创作的又一次繁荣,对于西域自然、人文的记录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清代西域行记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大幅增长,所述行程由过境西域变为以西域为出发地或目的地,其主要创作群体亦由僧侣、使臣转变为西域官员、流人。清代西域行记务实考据之风增强,将“记”与“考”相结合,内容广征博引,体现出学者化倾向;其文体功能亦伴随着作者创作意识变化,体式包容性增强,呈现由“史”到“文”的转变。清代西域行记之学者化与多元化特征,表明西域行记已由扩见广闻、为人立传的史地学之作,转向了科学考察与借记娱情、借行立论相结合的文学之体,于史地学价值外,亦颇具文学价值。     

论隋炀帝经通西域

隋炀帝执政期间,曾致力于对西域的经略。对此重要历史事件的起因、意义及性质,历史上均持否定的态度。《隋书·裴矩传》:“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资治通鉴》:“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隋书·西域传》:“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炀帝“规摹宏侈”,裴矩“以荡其心”。显然无一处可称道的。而且这一观点至今被史学界所公认。但是,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考察,这种传统的定论仍需再作讨论。     

乌孙与西汉王朝关系述论

乌孙,是公元前二至一世纪,我国西部最强大的王国之一,在西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乌孙人是今天哈萨克族的祖先之一,原本活动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祁连之间。汉初,西迁徙居伊犁河流域,占据了巴尔喀什湖东南部的广大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开发伊犁河流域,对古代新疆历史发展和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乌孙与西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