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族际人口流迁与民族过程

族际人口流迁是民族交往的直接形态,发生于国家之间和国内不同民族之间.跨国人口流迁是当代全球化的突出内容;国内的族际人口流迁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呈现着旺盛的势头.当代全球化时代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族性张扬,最终由族际人口流迁反映出来、激发出来.不但如此,族际人口流迁还是民族融合的门槛,跨入其中的人们在此熔冶着共性,实现着民族过程的进一步推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族际人口流迁都是民族过程推进的直接途径和最终途径;而在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当今世界,民族过程也仍然通过族际人口流迁在推动、在展现.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多民族国家的政党与族际政治整合

政党原非族际政治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在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政党必然与此相联系,并因而具有民族属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党必然地要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发挥作用,成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角色.当然,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多民族国家不同性质和不同地位的政党,政党的族际政治整合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会形成不同形式和不同作用的政党族际政治整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多民族国家政党的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将进一步彰显,政党族际政治整合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考察——以云南昭通青岗岭乡为例

民族关系指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具有特定民族内涵的特殊社会关系。通过对云南省昭通市青岗岭乡的居住格局、族际交往、族际通婚及其态度的社会学考察得知,混杂居模式和深入持久的族际交往有利于促进积极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宽容,而宗教信仰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次因素。     

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及民族团结心理构建——以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

在族际交往中,经济文化交流仅展现交往主体互动的表征,心理感受及其支配的社会行动才是交往主体互动的本质。通过对江浙沪粤4省市19个少数民族的研究发现,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文化冲突等现象依然存在,其原因是"内卷化"的交往圈降低了族际交往互动的主动心理,跨文化交流障碍使族际互动双方产生了双向排斥心理,民族形象污名化使族际互动双方构筑了心理防御墙。这种民族心理距离现象不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延滞了流入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探索弥合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构建跨民族身份的民族团结心理机制,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共筑中华梦"的伟大目标。     

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研究:汉彝文化边缘的冕宁多续藏族

地处藏彝走廊核心区域的冕宁多续藏族与汉族、彝族的族际交往、族际互动,说明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婚姻上的你娶我嫁,是衡量民族关系和睦友好的重要指标,反映了族际交往、族际互动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现实动态.     

蒙古族大学生族际交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蒙古族大学生作为具有特殊民族属性和社会身份的群体,在高校族际交往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组织因素和区位因素等综合影响,呈现出总体交往和谐,部分交往隔离的特征。高校应积极采取各种对策措施,开设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课程、扩大蒙古族大学生族际交际圈、调整班级和宿舍划分方式等,引导各族群大学生和谐相处,充分发挥高校增加族际交往,增进民族融合,实现不同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纽带作用。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视界中的族际交往

新疆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对其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深入访谈,揭示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族际交往的现状及其对族际交往影响因素的态度,从而为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参考。在他们看来,民族属性不是影响因素,他们很乐意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同学交往,但是由于环境、宗教等原因的影响,在族际婚恋的问题上则比较谨慎。他们积极支持有利于族际交往的各种措施,反对不利于族际交往的阻碍因素。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和社会效应——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实证发现

聚焦中国西部地区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效应。通过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加强因果推断,最终得到两个结论：第一,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中,空间聚居、民族文化、家庭结构和个体特征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二,族际网络具有丰富的社会效应,可以优化社会资本和促进民族团结。无论族际聊天还是族际友谊,这种跨越民族边界的社会交往,可以显著扩大网络规模、提高网络顶端、增加网络差异和提升网络均值,由此优化个体社会资本,并显著促进民族团结。未来民族工作需要关注空间聚居和民族文化对族际网络的潜在制约,并且充分发挥族际网络所蕴含的社会效应。     

聚居还是混居——新疆南部汉族农民的居住格局与维汉关系

民族居住格局是族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来说多民族混居有利于族际交往,促进相互了解,减少偏见与歧视,使族际关系趋于和谐。同时混居带来的近邻关系会使族际冲突增加,单一民族聚居现象普遍存在也有其客观原因。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乡村居住着少数的汉族农民,文章通过这些汉族农民居住状况的形成、演变及当地维汉居民对此的态度,探讨居住格局对族际关系的影响。     

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

族际交流有多种表现形式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流以一种或多种形式显现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 ,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在进行着调整。在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调整当中 ,一个十分显著的要素就是族际交流加强了。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突破了以往的空间和时间的界线 ,无论在内容和形式、广度和深度、频度和强度方面 ,还是在互动的维度和互动的情境与方式方面 ,都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西北地区的回族、撒拉族、藏族等民族个案的研究 ,探讨了西北各民族族际交流的形式与族际交流过程中的文化涵化现象。     

新疆族际婚姻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新疆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及其价值理念——基于族格的视阈

族际政治研究提出,多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应被看做平等的权利义务主体,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以族格为视阈进行考察,族际政治的价值理念和原则为:基于族格自然权利的预先制度安排;基于族格平等和尊严的社会公正;基于族格平等和尊严的多元文化权利;族格与人格的双重保障——民族成员更完整的人权;国格、族格、人格的统一——宪政制度下共享政治认同。族际政治既承认了民族的政治身份,也间接地承认了公民身份的民族特性,有助于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跨国民族族缘政治分析

跨国民族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存在形式,如果从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它是处于政治族际与文化族缘之间的一种民族互动形式。这种互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现象,十分值得研究。而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表现,其实质是族缘政治的存在。在研究跨国民族问题时,可以从地缘政治现象联想到族缘关系,进而发现族缘政治的存在。     

茶马互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述论

茶马互市的兴起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族际交往的结果,族际关系的变化使茶马互市迅速发展。明朝"以茶驭番",将茶马互市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国家统一格局的巩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茶马互市逐渐转型。茶马互市带动了族际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族际交往交流的扩大;改善了交通,为族际交往交流创造了客观条件;促进了语言互通和民族混居,加深了族际互信与交融。茶马互市对当前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魁北克民族分离运动对加拿大政治整合的影响

受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影响,魁北克于1980年和1995年举行的全民公投虽未导致加拿大国家分裂,但其政治诉求优先于经济诉求、族群认同优先于族际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导向对加拿大联邦造成了深刻影响：在国家整合方面,使分离运动合法化并激发了其它族群的分离意识;在族际整合方面,制造了族际不平等并扩大了族际矛盾。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国家整合需要国家一体导向的民族政策,族际整合需要民族平等导向的民族政策。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