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仁爱”精神特质的内涵演进、逻辑层次及其当代价值

“讲仁爱”是中华文明发展孕育的独特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从纵向时空性看，“仁爱”精神特质的内涵先后经历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博爱谓仁”到“民胞物与”的与时嬗演。从横向层次性看，“仁爱”精神特质在逻辑上主要存在“亲爱亲人”“爱众亲仁”“爱惜万物”“博爱宇宙”四个层次。“仁爱”精神特质在历史上对于维系农耕时代的温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社会，“仁爱”精神特质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于破解当代“四大友善”难题、涵养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意义重大，借鉴“孝悌之道”“仁者爱人”“博施济众”和“民胞物与”思想，能够促进“家庭友善”“人际友善”“社会友善”和“人与自然友善”。     

老妈的新潮事儿

老妈年纪大了，但思想并不老，对一些新潮的词儿和新潮的事儿，很是感兴趣，“酷”“顶”“月光族”“钻石王老五”“粉丝”，这些新潮的词儿一应俱知。老妈还时常关心国家大事，“和谐社会”“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     

《红楼梦》开篇石头故事与太虚幻境的哲学寓意

《红楼梦》开篇文本隐含着关于智慧“通灵”的悲剧哲学思想。作者虚构石头境地和太虚幻境，通过寓言故事对哲学命题进行寻根，展现“情”和情之所生的“灵”根，以及智慧“通灵”，也即是智慧觉悟的痛苦，整个带有悲剧的意味和悲观的情调。这个悲剧是因为“情”的现实悖反，也即是“情”与“用”的不能融合，而在寓言故事中它则表征为木石因缘的悲剧过程。以幻境寓意为切入，可以看到其中的“情根”关键，“绛珠”结果，以及宝玉锻炼而生“灵”性，绛珠依石而化“灵”“根”的寓意，解析作者寓于木石“情”“用”悖反与通“灵”悲哀中的悲观哲思。     

和谐图书馆的认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并且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和谐”既是哲学范畴，又是社会科学范畴。它的内涵，中华民族的先哲史伯、晏子、孔子等作了比较深刻的概括。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们把“和”与“同”作为对立的范畴进行比较论述，而结论无不是“取和弃同”。因为“和”则生生不息，为君子所为；“同”则穷途末路，为小人所作。     

论“义”与“感情”——两种婚姻一般条件的比较分析

“义”与“感情”分别作为婚姻的一般条件利弊互见。“义”较之于“感情”，在对婚姻本质的揭示上，更准确、客观一些。并且，“义绝”之“义”有效实现了婚姻制度与整个法律体系的贯通和协调，在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指引方面，具有明显的正向立法价值。将“义”与“感情”作比较，不是试图从立法上用“义”来取代“感情”，而是要进一步说明，法律作为一门科学具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性，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立法者，必须正视和尊重法律科学的规律性，以此来改进我们的立法。     

“意境”与“诗性认识”互释

马利坦的“诗性认识”理论全面论及了“诗性认识”的对象、“诗性认识”在灵魂里的深度、“诗性认识”的活动机制及其表达方式。以此分析中国的“意境”学说，可以发现：“意境”表现了人和自然在精神本体上的统一状态；从艺术风貌来看，“意境”呈现出了“韵味无穷”和“情景交融”的特征；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意境”采用了“虚实结合”手段。通过“诗性认识”理论，中国“意境”学说的本质和美学特征可以得到更为完整和清晰的阐释，而中国的“意境”学说也为马利坦的“诗性认识”理论提供了艺术上的根据，两者通过彼此获得了另一个阐释的维度。     

脸面和自由——兼谈语用学的根本性缺陷

本文基于康德哲学在经验的语言领域中的运用，考察发现：无论是“社稷之礼”还是“宗族之礼”，“礼”和“礼貌”都不存在关联，不过二者可以作为最低层次的对象进入康德的自由体系；同时，“脸面”由“礼”和“损益”两个充要条件构成，“脸面”与“礼貌”无关联，亦与自由无关。语用学对“礼貌”的考察以人的降格为代价，牺牲意志的自由，所以无法形成自洽的体系。     

不能舍弃的是什么？

人这一生，拥有很多，失去的也很多，但什么东西绝不能舍弃呢？那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诚信”和“责任”。“诚信”和“责任”犹如孪生兄弟，诚信为“里”，责任是“表”，表里合一构成完美的人生。     

从“语言”到“文学”：“时空体”理论的场域嬗变及其当代意义

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卡西尔的“语言时空体”对巴赫金的“文学时空体”产生了绝对的影响，这种影响使“语言”和“文学”具有相同的发展路径和价值指向。“时空体”具有“为人”的价值向度。将人的“自由”作为价值预设，卡西尔和巴赫金使“语言”和“文学”达成了“同一性”。“时空体”场域嬗变的价值内涵为20世纪“解构主义”诸理论提供了一副“解构之后”的“解药”。     

以德治国的文化渊源

“以德治国”方略，有着深刻悠远的文化渊源。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就已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孙奇逢在《四书近指》中指出：“平天下者，明明德于天下者。”意思很明确：治理天下，管好国家，就必须将明确、进步的道德昭示天下，用切实的行动为民谋福利。笔者将“以德治国”分为“以德治官”和“以德劝民”，并认为，要真正将“以德治国”付诸实施，应该从“以德治官”和“以德劝民”两方面着手，即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恪守其德，“德治”就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国便得以“治”了。为什么同样是“以德”却要“治官”而“劝民”呢？人民是国家…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总的战略企图，分为侵占中国、“南进”和“北进”三个组成部分。实现这个战略企图的次序则是“先中国，后世界”，首先进攻和独占中国，实行“中间突破”，然后实行“南进”或“北进”，或者“南北并进”。中国抗战粉碎了日本的“中间突破”计划，困住了日军的主力，箝制了日军“北进”计划的实施，延缓了其“南进”的步伐。在中日战争长期化、日美矛盾尖锐化和德国侵略战争扩大化的世界战略态势之下，日本终于铤而走险，实施“南进”政策，经过从“良机南进”到“有限南进”和“南北并进，优先南进”以及从“优先南进”到“专事南进”三部曲，走上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之路。     

规划困境与城市化悖论

“城市”——人口和各种资源在空间上的积聚和集中——的形成，从来是非常“主观”的事情。问题是，城市是数之不尽的“主观”在竞争中“凑”到一起的结果。挥舞权杖，划乡为“城”是可能的，但是其他因素来不得“凑”，最后可以“凑”到什么     

巧言令色，鲜矣仁--简论孔门言语观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了“言语”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并在“孔门四科”中专门设立“言语科”，对于“言语”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巧言令色，鲜矣仁”是孔子对待语言的方式和策略的总的纲领。对“巧言”的批判态度构成了孔门言语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对后世文学观有着深刻影响的三种言语观，分别是“讷言”、“雅言”和“辞达而已”；以“仁”的标准来要求语言修辞，以语音的雅正和语词的文饰来要求语言的表达，以“礼乐文化”来要求语言的内在意义，这样的孔门言语观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先秦儒家“为政在人”并非“人治”

先秦儒家的“为政在人”、“治人”理论并非“人治”，它与西方“人治”理论有着较大差异。西方“人治”理论侧重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而“为政在人”范围更为广泛，既强调“为政”、“施政”的主体（君主和各级官吏）和客体（庶民百姓），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还包含诸多法律层面的见解和思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为政在人”、“治人”等，但是并非不要法，而是认为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人”的作用是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     

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数字时代下异化劳动的新表现

“剥削”概念是透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切入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剥削方式由强制性的“你应当”转换为激励式的“你能够”，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逐渐过渡为主体主动的“自我剥削”。此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合二为一，“绩效劳动”以更为隐蔽和深刻的方式成为“异化劳动”在当代的新型变体。“自我剥削”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将它的增殖欲望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欲望，并通过强制的“进步力量”和“竞争逻辑”极尽对主体潜能的挖掘与利用。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的“自我异化”以“自我实现”的面貌呈现，“自我剥削”的本质仍然是“他者剥削”。     

山水与乡愁——生态美学与文化记忆视阈下的乡村文化情感建设

“山水”与“乡愁”作为一对不可分割的经典文化意象，构成了当代乡村文化情感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生态理念和乡村文明建设中，传统的“山水精神”得以回归，正由一种精英式的审美转为大众的家园期待，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观念。而“乡土”作为传统记忆文化的根本，使“山水精神”和“乡愁记忆”在情感感知上密切相连，“山水”是“乡村”的环境载体，“乡愁”是建立“乡村”的情感基础，“乡村”则是实现二者互通的现实之场。在“山水”与“乡愁”的情感建设中，不仅可以引发大众的历史回想与审美体验，还生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象，“乡村”内涵也得以真正诠释，这在塑造民族家国意识与审美共感上具有重要的现实功能与启示意义。     

李登辉时代大陆政策的实质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蒋经国逝世后的接任者李登辉，曾一度继承其前任以“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同时坚持“三不政策”和实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然而，当李登辉通过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和1990年3月“总统”竞选，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和第八任“总统”主政以来，国民党内“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间经过多次较量，李登辉先后将原“行政院长”俞国华、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赶下台，并剥夺了郝柏村的军权，逐步打破了蒋经国安排的集体掌权的局面。1993年初，“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围绕“行政院长”郝柏村的去留问题又展开了一场…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