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的盗决河防罪

清代盗决河防罪的立法继承了唐、宋、明以来的有关规定,又有不少创新之处,如对毁坏官修河防的不同地段,第一次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标准;关于盗决运河补给水源地湖岸的规定更为详细,根据盗决情节和损失大小详细规定了量刑标准;不仅对盗决河防当事人实施严厉的处罚,而且对相关官员也有严厉的处罚等等。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认真执行,一是按律严惩当事人,二是对于行政不作为或防守不严导致河防漫溢、决口的官员以行政、经济或刑事处罚,三是在特殊情况下上下级就案情和量刑反复辩驳,下令重审,四是盗决河防罪有时也作为其他罪行处罚的参照。清代盗决河防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承前启后,在水利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盗徙封罪侵犯的是土地私有权吗？

盗徙封罪侵犯的是土地私有权吗？张建国《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一条：“盗徙封，赎耐。何如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各家著述援引这一出土资料时，常见到这样的说法：惩治盗徙封的规定，是法律禁止对私有土地的侵...     

盗牛

古时候,有个因为偷牛被抓住戴上枷锁的人,亲友看见后就问他:“你是因为犯什么罪到了这种地步?”偷牛的人说:“我偶然从街上路过,看见地上有根草绳,以为是没用的,就把它捡起来带回家,因此被牵连遭遇了这场灾祸。”过路的人听到后问他:“只不过不小心捡了根草绳,这犯了什么罪呢?”偷牛的人说:“因为草绳上还有一件东西。”过路的人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回答:“不过是一头小小的耕牛。” 读 古 典 盗　　　牛 有盗牛被枷者,亲友问曰:“汝犯何罪至 此?”盗牛者曰:“偶在街上走过,见地下有条 草绳,以为没用,误拾而归,故连此祸。”遇 者曰:“误…     

论盗窃犯罪及其预防

盗窃罪是侵犯财产罪,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古今中外的刑法典都有惩罚盗窃罪的规定。本文就盗窃罪中几个主要问题作了探讨:一、盗窃罪的概念;二、盗窃罪的对象、既遂与未遂的划分、家庭成员盗窃自己家庭财产的认定和盗开汽车案件的定性问题;三、划分盗窃罪同相似的其他犯罪和违法行为的界限问题;四、盗窃罪的预防。     

论秦始皇出行逢“盗”及秦代“盗”的法律身份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录秦始皇出行有博浪沙"为盗所惊"的经历,又有"微行""逢盗兰池,见窘"的故事。二者均因"盗"遇险,但情形有所不同。秦史所见"盗"与"群盗"颠覆秦政的暴动,对秦王朝来说,与博浪沙事性质相同,也应当是政治犯罪。然而对照秦律中"盗"的身份,似乎只是指侵害他人财产所有权者,不涉及政治层面。社会下层的政治犯罪是专门罪名后出的情形,也许值得我们重视。关于以"盗"指称反秦政治运动,当与秦王朝执政者的盲目自信及舆论控制的"忌讳之禁"有关。     

清末变通新疆命盗案件章程探析

清朝平定阿古伯之乱后在新疆建省，在行政体制上废除伯克制等制度，建立各地道、府、州、县。在司法制度上废除了“查经拟罪”等做法，适用清律规定的实体法律和司法程序。在新疆融入全国统一司法制度体系的同时，采取了一些变通性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变通新疆命盗案件办理章程。对此，学界有评价认为是从新疆实际情况出发的，但实际上，变通命盗案件办理不利于国家司法的统一，同时在程序上损害了案件人犯的司法权利，也不利于提升案件审理质量。究其实际，只是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治新时期，为方便自身统治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至清末新政后予以废除。     

张家山汉简盗律考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土于江陵张家山 2 4 7号汉墓 ,是吕后时期行用的法律。根据其中的“盗律”条文 ,群盗是集团犯罪 ,它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人数在五人以上 ,以暴力为手段 ,以故意伤害致人残废、故意抢劫为犯罪行为。对群盗的处罚严厉。“盗律”生动地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阶级矛盾的实况 ,为研究秦末农民起义与群盗集团的关系提供了相当关键的史料 ,澄清了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若干含混不清之处     

认定挪用公款罪应划清的几个界限

认定挪用公款罪时 ,应注意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挪用公款罪与挪用公款违法行为、债权人代理人擅自移转债权债务关系的无效民事代理行为、挪用资金罪及贪污罪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秦汉时代刑徒从军问题初探

关于秦汉时代刑徒从军的记载,首见于《史记·始皇本纪》;秦二世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逐杀章曹阳。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钜鹿。”延至西汉,也有不少类似记载,如高祖十一年英布反,“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武帝元鼎五年,南越王相吕嘉反,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皆将罪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咸会番禺。”等等。东汉时期,将罪人弛刑减罪,遣发戍边的记载更多,恕不一一列举。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毒罪之比较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一个罪名,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与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投毒罪相比较,两者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比较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毒罪的构成要件,有利于正确认识两种犯罪的犯罪特点,准确适用刑法。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