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文章通过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产生、发展及结束的全过程的考察,认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而其恶性发展膨胀则与李立三本人的错误思想认识有关,其最终的被遏止则又主要归功于共产国际,但同时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纠正又是很不彻底的。     

重新评价罗坊会议

<正> 罗坊会议是1930年10月,由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省新余县岁坊陈家闹村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过去人们多认为,它是巧妙地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会议。如有人说:罗坊会议“在红一方面军中终于克服了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使一方面军的行动转到了正确的方向”。也有人说,罗坊会议“实际上     

立三错误与苏联经验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在当时条件下把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必然结果。该冒险主义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问题等方面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不顾本国国情而照抄照搬别国经验。这一教训值得深刻反思。     

瞿秋白纠“左”的程度、局限及其原因

在瞿秋白的一生中,既对自身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了认识和纠正,又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为端正中国革命航向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由于时代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纠“左”存在着局限性与不彻底性。本文从共产国际的干预、全党的幼年性以及他自身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等方面,分析了其犯“左”和纠“左”不彻底性的主、客观原因。     

六届三中全会是立三路线的继续

<正>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路线起了一定的作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我们一般的教科书、论著等也都认为,这次会议“基本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其不足之处只是对立三路线存在调和主义倾向,果真如此吗?六届三中全会真的对“左”倾错误进行认识和克服了吗?如果三中全会已解决了“左”倾路线问     

简评罗坊会议

<正> 一九三○年十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江西新余罗坊陈家闹村召开了联席会议,历史上称之为罗坊会议。这次会议经过认真反复的讨论,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随后又决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对于罗坊会议的决议应如何评价,党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决议》充满着左的口号和词句,仍然是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反映。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决议》尽管存在着一些左的词句和口号,但其基本精神是好的。它贯穿了对立三冒险主义的批判,是实际纠正立三线路线的一个重要文件。首先,《决议》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大家知道,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首先表现在对形势的估计错误。随着革命力量     

浅析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反调和主义

一、问题的由来一九三O年六月中共党内发生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了解决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为此而召开了专门会议来研究和讨论。当时周思来和胆秋白也参加了会议，会后形成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并指派周、区两位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七月决议”的精神，并要求按此精神来终止立三的错误。一九三Q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由粗秋白主持，周恩来作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作了检查发言，并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后中共中央的工作由区秋白主持。三中…     

党内三次“左”倾对满洲省委和东北革命斗争的影响

在我党历史上,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始,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七年多时间里,先后发生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对满洲省委和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尤其是第三次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危害。     

浅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结束

浅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结束范龙堂长期以来，所有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教材，都把遵义会议作为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标志，有的讲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有的讲遵义会议“坚决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其实...     

试析王明先“左”后右产生的原因

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们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王明等人打着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旗号,推行更“左”的错误路线。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民主革命中反资本主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义,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他们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游击战争的极端重要性,一味追求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梦想以此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王明的这些主张,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和客观实际可能,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局面。在日本帝国主     

中共连续出现三“左”倾错误的原因及启示

本文全面论述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的社会、历史、组织、国际和思想五个方面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历史的启示。     

关于“王明‘左’倾错误”教材内容的处理

本文认为将党史教材中关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内容概括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等四个方面,可使教材内容重点突出,有利于教学。     

对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围行动评价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一些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在言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突围行动时,大都一言以蔽之:‘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红军在短短的三个月中折损惨重”。对这次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并在长征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突围行动,似乎除了错误和严重损失外,没有任何值得肯定之处。笔者认为,这样记载和评说有片面性,应当历史地、全面地评价突围行动,才有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论中原大战后南方红军向北方转移的历史必然性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才使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南方其他红军主力也不得不随之转移。似乎若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南方革命根据地便不可能丧失,红军主力也不可能转战陕北。事实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仅是南方红军转战陕北的主观原因之一,中原大战后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     

对彭德怀率红军打长沙的再探讨

1930年,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巧施"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既应付了李立三"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左"倾路线;又使蒋介石调兵武汉,造成岳州空虚,攻克岳州.又乘胜前进,一举拿下长沙.主动退出长沙,同一军团汇合,成立红一方面军.在立三路线的高压下,第二次打长沙,久攻未克.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果断地推翻了"左"倾冒险主义计划,及时撤围,回师江西,开始了革命武装由攻打城市到农村发展的伟大转折.     

论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斗争中,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它是中国无产阶级英勇气概的体现,是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象征,是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长征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艰苦卓绝精神是其表征,百折不挠精神是其底蕴,团结进取精神是其中坚,实事求是是其内核。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典范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抵制了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领导,摒弃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     

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问题新探

邓中夏于１９３０年９月至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特委书记等职务，他在此期间主要任务是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一阶段工作中的成绩是突出的、主要的。但也有过失误。失误的原因主要是于当时党中央在指导革命斗争时的“左”倾思想有联系，同时也由于他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     

试析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

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是我们党在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曲折。这次会议从开始纠“左”到后来反右，来了个180度的转折，使原来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庐山会议转向，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     

彻底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共产国际的严重失误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两头好,中间差。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八年,是中间阶段,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过失较多,对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的关键是彻底否定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为纠正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召开的,结果又被国际斥责为“调和主义”错误而被彻底否定。到底是何原因,其中后果又如何?本文试图在于实事求是地探讨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