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学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兴衰

实证学风是中国学术研究中源远流长的传统学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实证学风一直未能占据主导地位。1950—197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盛行以论带史,1980年代又强调当代性、主体性和片面性,1990年代又有学者质疑实证学风,进入21世际则追逐“理论”与“想像”,实证学风一直备受批判、质疑和冷落。实证学风未能有效建立的原因：一是现代文学的政治目的与实证学风难以相容;二是用实证学风做学问的效率较低;但更重要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未能端正对实证学风的认识。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意义与局限: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现代性在根本上是一种言说方式或话语方式.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积极作用主要有:第一,现代性言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具有本体性.第二,用现代性来言说和表述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下来研究.第三,现代性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现代性话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第一,现代性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品性的一方面,用现代性来统摄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把它高度"纯化"了.、第二,现代性主要是一个西方概念,用它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否合适,值得怀疑.第三,空洞,大而无当.     

理性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理性"始终是一个关键词,围绕着这一词语所展开的相关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构成了一个有迹可循、延绵不断的话语体系--"理性话语".而现代中国的这一个核心话语的构建历程,不仅凸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品格和价值取向,而且也有效地、结构性地规约着其生产动力、运作机制以及主题追求.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时顾及对现代中国理性话语的考辨应当是对以往研究方法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新的尝试.     

文艺大众化：话语与实践的递嬗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运动”几乎贯穿20世纪文学史,牵涉到文学领域之外诸如思想、政治等领域内的诸多问题。从“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殷切呼唤的“平民文学”,到延安时期毛泽东《讲话》政策性指明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文艺大众化运动在话语与实践两方面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     

现代知识女性的爱情三部曲——《青春之歌》元话语读解

《青春之歌》的复杂性在于多种话语并存,所以近年来的解构性重读把它拆解得四分五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立足于文本的具体分析,并把文本置于30年现代文学的框架和流程里加以考察,会发现“一女三男”——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情爱纠葛,是小说众多话语当中的元话语,其他话语都是在此基础之上的繁衍和再生。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林道静的“情史”其实浓缩了现代知识女性的“情史”,从“五四”到1930年代再到1940年代,爱情至上、革命＋爱情、情归革命的三部曲形态尽在其中。     

李欧梵博士到我校讲学

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博士,为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专著和论文,曾多次被翻译和介绍到我国。今年五月十三日,李欧梵博士应邀到我校中文系作了题为《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状与方法》的讲演。 李欧梵博士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视野要广,要形成一个“十字架”:纵向的,从传统到今天;横向的,从中国到两方,或者从西方到中国。为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应该非     

对话：关于“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研究

主持人导言：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传统的文学史观念的穿越后,似乎遭遇到了新的困惑,传统向现代的问难,国学对西学的质疑,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下社会文化、文学现实的时话能力式微。曾经在1980年代,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潮的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比起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明显让人觉得活力不足,创新不够。学术界在焦虑与困惑中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格局的开拓与建构。近年来李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了以“民国机制”为中心的文学史建构观念,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     

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名”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谓围绕着"正名"来展开。首先是为"文学"正名,回到文学本身成为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潮,但仅仅依靠纯文学理念本身显然还无法建构一个系统而又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观;接着是90年代以来的为"现代"正名,从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到用繁复的"现代性"言说,有关"现代"的讨论越来越充分,但却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史实越来越远;新世纪以来为"中国"正名成为新的热点,"民国文学"及其相关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出来,且亟需不断深入探究。     

呐喊与叙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叙事诗探论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叙事诗创作形态的出现及成长,是现代文化背景下中西文学碰撞与对话中形成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类型之一.本文通过对30年代叙事诗创作形态的描述,和它的文学成长经验与审美要求的历史考察分析,期望发现并探索叙事诗文体类型在现代文学整体中的演变及意义,以及对中国现代诗学文体形式核心骨架形成与发展的作用,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建立在具体的文学类型史叙述基础之上.     

让历史告诉未来：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方略及启示

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思想,是实践“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理论以实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根本方略,也是针对近代中国国情提出的一个渐进式（量变）与激进式（质变）相结合的宪政建设模式,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必须以宪政民主为目标,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路径模式,必须将世界潮流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那些患了宪政民主“饥渴症”的人增多一些理性认识和稳健意识,让那些借口国情而在宪政民主方面患了“麻痹症”的人增多一些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当代实践维度

对于马克思著作中与文化相关的论述,进行原原本本且结合当今实际与时俱进地加以研究,可以促进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认识。＂经济-政治＂、＂科技-生态＂、＂休闲-幸福＂三个维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当代形态的重要实践维度,立足现代实践格局,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基本价值、时代精神、当代成果、中国问题和中国表述的结合中,阐明这三个实践维度的精神特质、基本价值和当代意义,为现代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康有为变通求新思想中的教育创新之智慧

要在变革中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并且要创办新式学校，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大批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的通才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康有为变通求新的思想与实践，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研究和借鉴。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实践,愈来愈凸显了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文化合璧论的合理性。文章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构成、特征和缺陷,分析传统文化转型的方式,提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即政治层面,建立完善的民主共和政治;社会层面,培育自由的社会风气;思想层面,树立科学理性的思维;行为层面,养成抗论争辩的习惯;学术层面,增加＂为民说法＂的内容。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人民司法”与当代中国司法理念现代化

人民司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厘清人民司法的理念和实践可提升人们对当代中国司法的理解。在梳理＂人民司法＂生成的理论渊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从权力的来源、目标和路径三个方面界定＂人民司法＂的概念。通过人民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司法理念、现代司法文化的关系来论证人民司法理念支撑当代中国司法理念和制度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殷海光现代知识分子观述

殷海光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入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批判传统主义，引入自由主义，通过对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吸收和反思，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的同时，也重新思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资源，试图在知识和人格的基础上为现代知识分子建立其社会的立足点。尽管殷海光已经是20世纪的人物，但他对知识分子的这些论述，而今看来依然有其跨世纪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西方浸润与现代意识——略论胡适文学批评的话语与方法

胡适的文学批评,无论是批评观念,还是批评实践,都体现出与传统批评迥然不同的风貌。可以说,因为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胡适的文学批评已经脱离了古典文学批评的窠臼,初步具有了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的批评观念和科学实证的批评思维两个方面,其中涉及到批评语言和文体的转换、批评对象的更迭、现代批评思维的形成以及批评话语的借用。当然胡适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批评体系,也还带有新旧混杂的批评色彩,但其文学批评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