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与革命之间--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字纠葛

鲁迅与郭沫若虽然都是留日的"洋学生",都有弃医从文的经历,都兼具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并且都是新文坛上的"巨头",是左翼文化战线的"旗帜",但是,他们内在的歧异却远远大于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在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字纠葛之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革命"与"文学"的龃龉,看到现实的"革命"进程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对文学事业和文人心态的影响,看到文学被纳入到"革命"进程之中的某些后果,同时也能看到鲁迅在"革命"压力下维持文学特性的一些努力;而从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前后变化中,我们也能看到"革命"这种"权力话语"的效力--它能迫使那些"革命文学家"们不断地修正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的要求,并为自己在"革命"进程中获得新的"话语权力".     

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曾向国统区作家传播并征集意见,郭沫若作了"有经有权"的回应,据胡乔木回忆,这得到毛泽东的首肯。郭的这一观点实际上生成于1940年他对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关于"中国作风"相关论题的评论,是他思考民族形式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这个观点参与到了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并引起胡风、向林冰、王实味等人的回应。双方争议在于,胡风等认为,革命之"权"不能离开革命之"经",而郭沫若则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角度,认为文学之"经"与时代之间有内在关联,"经"应具体化为具有时代性的"权"。郭沫若的观点与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内在一致,这是他被引为知音的根源。四十年代,郭沫若及国统区左翼作家的观点,与毛泽东文艺观的生成与传播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毛泽东文艺观的生成是基于左翼知识分子实践经验的结果,在国统区的传播则借助了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家的象征资源;郭沫若等人对《讲话》及创作成果如《白毛女》的评价,经历了从旁观者的评点到自我改造并认同的过程。郭沫若的相关言论对毛泽东文艺体系的最终确立具有关键作用,同时也完成了自我审美理念的转变,早先的新文学审美体系逐渐让位于工农兵文艺标准,《讲话》从新文艺的权变发展为革命文艺之"经"。     

国家与革命——大文学视野下的郭沫若思想转变

跨出个人趣味,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思想的丰富场景中梳理文学现象的方法一般被称为"大文学视野"。"大文学视野"可以帮助我们在历史与思想的复杂场景中深入梳理郭沫若的思想转变。郭沫若的文学思想转折源于文学之外的社会交往与思想交流,信奉了马克思主义的郭沫若与信奉国家主义的孤军社同人有着相同的知识起点,但是后来的分歧却促使他们分道扬镳;然而,分歧同样不能掩饰郭沫若对于国家立场的新的重视,由此出发,他和其他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从"民国批判"走向了"共和国认同",这里显然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于郭沫若与中国左翼文化的理解和反省都必须以此为基。     

每一个经典文艺作品都在讲述一个动人故事

文字书写风云 因创作《女神》而享誉诗坛的川籍诗人郭沫若,以提倡自我表现和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始,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发展,他不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急速地转为革命文学的宣传者.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郭沫若号召作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 1926年,郭沫若应邀到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任文科学长...     

从《文艺论集》的版本看郭沫若文学批评的流变

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出版于1925年,此后郭沫若多次进行修订改版,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不同版本显现着郭沫若不同时期的思想差异与身份差异。初版本《文艺论集》中所论述的问题以及整体框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是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建构方面考虑文学理论问题的。1929年和1930年,郭沫若对《文艺论集》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版,更明显也更集中地表现着郭沫若努力于"文学"的目的,或者说是郭沫若以"革命者"、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了一次"文学"上的认同。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与个性主义的流变

与西方启蒙精神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以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由于受到主情任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缺乏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要素与自律意志,这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及个性主义始终处于不健全、不成熟的状态。"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阐释后,逐渐汇入破坏旧秩序的革命精神洪流;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巴金、路遥、莫言等人的文学表现,日益转化为蔑视规则的痞匪之气。总之,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文学,仍是未竟之业。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革命话语”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革命话语"在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合的过程中.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革命话语"在20世纪文学中经历了晚清梁启超"诗界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三个阶段。"革命"在成为文学重要主题内容之后,通过不断闪现的"话语"方式自足地完成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桂林山水诗审美漫笔——读郭沫若、矛盾、田汉的桂林山水诗

翻检桂林抗日时期的文学史料,读得郭沫若、茅盾和田汉等革命前辈吟咏桂林山水的诗篇,有些感想,漫笔写来,分三题如下:重游旧地更深情「郭沫若同志(1892一1978)在回忆自己抗日时期斗争生活的《洪波曲》一书中,有《舟游阳朔》一节,记述他到了桂林后,游览漓江的情景。书中写道:“‘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     

“转向”的“艰难”:革命语境下成仿吾的文学观念变迁

在创造社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途中,由于性格因素与文学思维方式的殊异,成仿吾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通过对成仿吾在创造社刚成立时、初步接触革命以及卷入革命后的文学观念的考察,可以清楚地揭示出"革命"如何深入知识分子个体的内心世界与文学观念,革命文学如何在理论上一步步清除"人性论",从而展示出创造社成员在革命语境中"转向"的"艰难"。     

在时代的风陵渡口:郭沫若与现代中国的权势转移

郭沫若的文化思想、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随着社会权势的变化而变化,形成了丰富而驳杂的特点.他将自己置于多重社会力量和文化场域之中,特别是文学创造、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风陵渡口,身处文学与政治、文化与革命之间,在自主与依附的矛盾中挣扎、选择或超越,扮演了诗人、学者和政治家的不同身份,将话语表达和行为参与啮合起来,实现思想、行动和话语的腾挪、隐遁和交换.既有开风气之先的创造性和“欣将残骨埋诸夏”的战斗性,也有特定时代不得不为之的逢场作戏和仅仅是“说说而已”的文化修辞.作为现代思想文化代表的郭沫若,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应有客观的历史眼光、贴近的时代体验和切身的同情之理解.     

论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论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于在乐一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杰出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铺路，推动现代文学事业沿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化的方向发展。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他以文艺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姿态步上...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对话莎士比亚与郭沫若:“时代的灵魂”与“肖子”

身处五四文学开放时代的郭沫若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在戏剧中所表现出一些莎士比亚化的特征,其原因既在于他者的先在和强势文化的姿态,还在于相似的历史语境唤醒他们相同的生命体验和心灵表达。但我们还是从处于后在和弱势境地的郭沫若的戏剧中看到了属于他个人风格的特征,而这正是他的戏剧虽然有着诸多的缺憾却仍可将其纳入跨文化的视野中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之所在。因而,关于郭沫若与莎士比亚之间的任何差异都会给予我们启迪:世界文学以及文学的研究是一个整体,无论哪里缺失都是整个世界的缺失。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     

论郭沫若倡导“革命文学”的功绩

郭沫若是“革命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他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就曾热情地呼唤:“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我们的目的是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虽然文中还没有明确提出“革命文学”这个口号,但却已鲜明地表达出文学要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他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发表的《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则清晰地提出了“革命的文艺”这个概念。他写道:“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钩沉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创作与他对西方诗剧的翻译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西方诗剧的翻译,郭沫若产生创作历史剧的冲动,并进而完成系列体裁的历史剧创作.受西方诗剧翻译的影响,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无论是借助于现代生命意识的张扬回应五四文学的命题,还是对于现代戏剧创作人物构造,以及"情调"勾勒等方面都做出历史性的探索.通过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关系的辨析,全面阐释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疑点和难点问题,对于进一步全面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作家群体具有借鉴性的价值.     

论早期创造社美学倾向中的理性精神

以往学界对早期创造社文学观念所作出的"反理性"的论断是仓促而简单的,事实上,早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的美学倾向中包蕴着鲜明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可以在其"不用之用"的美学命题与康德的"鉴赏的二律背反"原则的深层联系中得以还原和呈现.不过,由于科学理性对早期创造社骨干分子的浸润性影响及其文学观念中普遍存在的主体性偏执,其美学建构中已经隐含着令文学理性精神全线溃败而迅速走向合理性的潜在可能.     

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郭沫若在"翻译是媒婆"问题上的分歧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上,郭沫若提出了"翻译是媒婆"的说法,鲁迅在不同的场合与文章中多次批评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贬低了翻译的地位.围绕"翻译是媒婆"的问题,鲁迅和郭沫若就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辨析,推动了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鲁迅的“革命文学”与“革命人”的文学

在文学革命的实践化进程中,鲁迅的创作以及文学主张不仅丰富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内涵,而且直接呼应了后续展开的革命文学的呼声。在鲁迅那里,"革命文学"是"革命人"的文学,其实质正是对五四"文学是人学"命题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革命文学是革命人的文学"逻辑地符合"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纵深推进。鲁迅将革命视为一种有所作为的事业,革命是寄托鲁迅现实愿望诉求的一个明确指向,而文学则是鲁迅参与现实斗争的形式媒介,也是表达其民族使命感所凭藉的重要手段。鲁迅坚执的"革命文学"理念正是对五四文学总命题的深化,其文学创作则构成"文学是人学"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实践。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萧红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思左翼文学的成就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