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企业食品安全问题、特征、原因和对策

通过对2011-2015年间我国364件小微企业食品安全事故的研究,指出小微企业食品安全的问题,系统分析食品安全问题的特征和原因,最后提出治理小微企业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构建诚信体系;加大对薄弱环节的监管;提高违法成本;发挥其他监管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促成保险公司和小微食品企业的保险意愿。     

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风险及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环境敏感性行业,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风险。东道国的环境规制风险、企业行为风险、争讼风险构成中企"一带一路"投资所面临生态环境风险的主要类型。东道国环境立法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海外投资企业环保责任意识淡薄、我国作为投资者母国监管乏力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针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存在的问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签订国际条约时应当重新审视环境条款的纳入方式,防止"一般例外"条款被东道国滥用。我国有必要针对海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专项立法,专项立法应涵盖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环保合规管理、激励机制、"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内容。扩大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增加环境污染责任险,充分发挥海外投资保险分散投资者环境事故风险的作用。以便利性、成本和多重利益为考量,形成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国际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及基本特征

利用舆情监测平台的数据分析了2007-2014年间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并基于内容分析法探究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政府、媒体、网民等主体的行为特征和食品安全事件等客体的风险特征。2007-2014年间的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经历了四个阶段,但对网络舆情主体的行为特征的研究表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环境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政府在曝光食品安全事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低。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客体的风险特征的研究表明,2011-2014年间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特征十分明显,肉及制品、乳制品等是爆发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食品种类,添加剂或食用物质的滥用等人源性因素是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食品安全事件主要发生在加工环节,大中型食品企业是主要的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主体,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是爆发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地区。     

构建中国药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现代药品安全风险具有碎片性、扩散性、隐蔽性和多重性等特征。根据风险治理理论,当前中国药品监管体系存在部门职权单一、分散化属地管理、个体风险漠视和“运动式”应急等问题。要从根本上提升药品安全监管绩效.有必要利用本轮体制改革和修订《药品管理法》契机,重构药品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创新药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完善属地化监管体制,并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性,最终形成药品风险社会共治的新格局。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内容。食品安全风险的技术性、社会性和公共性相交织决定了食品安全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社会共治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治理效能的多赢性以及治理策略的多样性是其典型特征。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维度至少呈现政府与食品企业间的互补共治、政府和社会间的互信共治,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协同共治三个层面,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的构建以互补共治组合为治理基础,以互信共治建构为治理前提,以协同共治模式为关键手段,以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绩效为价值诉求,对实现食品安全善治、增进公共福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及立法

食品安全犯罪属于非传统安全犯罪,应当立足于"非传统安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来诠释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具有复合性和多元性特征,应当在"宽严相济"基础上"以严优先",并将食品安全的社会政策作为重心。食品安全社会政策的关键是"以行政严管为基础,以刑罚重罚为保障"。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指导刑法将法益保护前置化,以控制食品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时,应当进一步严密食品安全刑事法网,加大食品安全犯罪刑事处罚力度。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改革的思考：安全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食品供应链条越来越长、环节越来越多、呈现出跨部门、跨地区、跨国界等特点,进一步加大了食品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食品安全监管必须着眼于整个食品供给链的监管。但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恰恰割断了供应链体系的完整性。文章主要从食品安全问题的本质特征出发,就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改革提出了思考,认为食品安全风险的本质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应由传统的直接监管逐渐转向直接监管、安全信息交流与管制等方面的有机结合,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的信息传递机制。由于可追溯体系能有效解决食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协调食品供应链成员间利益与风险,进而从整个食品供给链来管理食品安全,实现食品安全全程监管,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逐步推进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应该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改革的重要载体。     

实验拍卖理论在食品安全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一个文献综述

在世界范围内每年均有大量的消费者面临着不同的食品安全问题。降低食品安全风险需要增加成本,并最终依赖于市场的实现。研究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偏好,寻求生产成本与消费者支付水平的藕合,是提高食品安全的必要举措。基于陈述性偏好研究方法可能存在偏误,引入模拟市场环境,通过实验拍卖方法获取消费者的引致价值研究消费者偏好就成为经济学家们更信赖的方法。对此,文章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对拍卖理论进行归纳与总结,并回顾了激励相容的拍卖机制在食品安全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FDA药品准入监管及其后果--对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立法的启示

美国FDA对药品的严格准入监管提高了上市药品的安全性,但也抬高了药品价格,遏制了市场竞争,阻碍了药品研发,延误了危重病人的治疗。汲取FDA监管的教训,中国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立法时,不应单纯追求过高的安全标准,而应综合衡量特定食品安全标准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应采取信息披露监管和强制标准相结合,即以促进信息披露为主要制度基础,着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在企业和消费者对食品品质进行判断的信息不足、食品安全潜在危害后果重大等情况下,则应由政府实施强制性安全标准。     

媒介化风险社会对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

结合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变迁过程促进了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持续发展,危机传播环境将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传播客体网络化趋势,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两难,舆论引导与控制成本加大,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严重,危机传播从区域走向全球等六大现实问题。     

食品安全风险文化批判与风险伦理责任的构建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突显着食品安全风险文化二重性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的过程.风险文化视域下,食品安全的治理不仅需要以制度性规范为中介的风险文化发挥作用,而且需要借助以内在价值认同为中介的规避型风险文化进行反思和自省.针对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主体模糊、责任评估界定较难、责任难落实的问题构建食品安全风险伦理责任:由事后追责向前瞻性治理转向的价值导向、以食品安全风险文化的价值敏感设计来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的伦理评估、形成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伦理责任共担的自觉意识以及建立食品安全风险防范的道德自省文化,最终借助实质性的价值主义来内省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行为以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根源性防范.     

论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高度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导致消费者严重的损害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赔偿,而且造成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隐忧。当前,政府对食品安全直接监管的局限性、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以及食品企业违法成本过低都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原因。应当将政府监管与社会化救济手段相结合,实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侵权责任与责任保险的结合,是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手段。我国应当在立法中明确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地位,确定投保人范围,并完善相关的缺陷食品召回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等制度。     

"碳中和"视角下制造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研究

"碳中和"是应对气候变暖、建设宜居家园的重要举措,是我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碳中和"愿景要求下,我国制造企业要加快转型,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早日实现"零排放".构建环境成本管理制度是制造企业降低碳排放和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现实需要,制造企业要主动谋变,从建立科学的环境成本会计核算体系、建立大数据云全流程环境成本管理制度、提高财会人员环境成本管理专业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以环境成本控制重塑绩效管理等方面落实环境成本管理.     

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部分.它既具有经济属性,又具有公共属性.强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监管成为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监管职能的分散、监管职责的不明晰,容易产生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领域的"反公用地悲剧";同时政府作为监管主体,具有"经济人"特性,必然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治理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的失灵,需要整合各种监管资源和力量,培育和支持第三部门参与,加大食品违法成本;同时,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     

食品安全责任激励机制及国外的经验启示

我国当前的食品卫生安全保障工作主要以政府行政与法制监管为主,对企业和公众在食品安全中应承担的责任激励不足,降低了监管的整体效率与效果。本文从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视角,分析食品安全责任的激励机制。总结国外食品安全责任激励机制的实践经验,最后提出对深化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启示及对策建议。     

“三鹿奶粉事件”背景下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博弈分析

"三鹿奶粉事件"再一次给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运用博弈论的理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过程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均衡结果与非均衡结果的经济含义指出在监管过程中"以罚代法"及"免检制"的不科学性;并从理论上对监管工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提出建议,主要有:综合各种措施降低监管成本;在监管过程中更加强调监管者的作用,同等地加大对违法厂商与渎职监管者的处罚力度;废除非"免检制"以及建立监管工作的长效机制.     

公共治理理论：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角

从目前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指出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有可能在治理食品安全时失败,而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政府、市场、社会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对食品安全实施“共同治理”,从而保证消费者获得他们期望的安全食品的过程。因此,将食品安全问题引入公共治理分析范式,提出政府、食品生产企业、第三部门等组织间互动协调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并构建了新型的食品安全政策体系。     

基于前景理论的食品企业违规行为分析与治理

在有限理性假设框架下,基于前景理论对食品企业制假造劣等违规风险决策行为选择的心理与过程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建立食品企业风险决策模型以分析政府惩罚力度对食品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食品企业的制假制劣行为取决于心理参考点及对违规风险的主观感知等因素。在对食品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中,惩罚和治理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食品企业对违规造假行为的风险态度,并存在“惩罚困局”,即食品安全惩罚力度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越大越好,当惩罚力度加大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惩罚失灵现象。     

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问题与出路

与常态化的治理模式不同,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行动具有紧迫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在这种治理行动中,基层政府既要化解风险本身,也要应对来自上级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一旦丧失了风险治理的主体性,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行为不仅可能影响日常治理的进行,还往往会出现形式化治理、粗放治理等问题。从后果上看,即使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应对,却是以基层治理资源和社会成本的大量投入乃至社会体系的无法正常运转为代价。为此,面对现代社会中各种风险不断出现的形势,我国基层风险治理体系的改革必须同步推进,一个科学、有效并具有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体系才是应对风险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