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基层政府瞄准识别机制的优化

精准扶贫的关键之处在于识别瞄准机制——贫困对象的精准有效识别和扶贫资源与贫困对象需求之间的精准有效瞄准。基层政府精准瞄准识别机制就是多元主体以科学高效的瞄准手段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使扶贫资源精准落实。但目前的精准识别存在精准填表任务较重、数字化的脱贫指标使识别效率较低、形式主义的考核脱离实际等困境,提出了简化程序完善瞄准识别机制、统筹简化精准考核促进瞄准识别效果、健全贫困户识别退出与再进入机制、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增进贫困户参与积极性等优化策略。促进贫困对象真正脱贫,如期完成脱贫的历史重任,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扶贫瞄准方法与反思的国际研究成果

扶贫瞄准是发展干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组分,提高扶贫瞄准精度常被当作提高扶贫效率的一种途径.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和扶贫速度趋缓,使得国际社会对扶贫瞄准的讨论升温.文章回顾了这一议题最初兴起的历史背景,总结了四种针对贫困个体的扶贫瞄准方法,并梳理了国外学者从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对扶贫瞄准展开的反思.总之,扶贫瞄准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不能仅由瞄准精度指标来衡量,瞄准精度与扶贫效率的关系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来探究.     

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分析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文章根据翔实的实地调研的数据和信息,对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重点县瞄准、贫困村瞄准和贫困群体瞄准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流出重点县的比重超过了规定的70%;贫困村识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瞄准精度,但由于指标式的贫困村确定方法从制度上排挤了一些真正的贫困村进入瞄准范围;项目依托式的扶贫资金到达贫困农户手中的比重最低,信贷资金不能瞄准贫困群体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农村贫困人口瞄准中主体博弈行为的分析

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村贫困人口瞄准中的政府、政府专门的扶贫机构与基层扶贫组织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进而出现两大博弈过程。基于扶贫机构工作认真负责与否,建立政府、扶贫机构和扶贫对象三大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并通过博弈模型的最优解提出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瞄准精度的建议：建立农村贫困人口的信息披露制度;保障督查的积极性,注重督查的效率;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重;强化扶贫工作责任制等。     

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绩效评价——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和超效率DEA模型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超效率DEA模型分析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绩效,判断不同环境因素对扶贫投入效率的影响,并结合具体绩效空间分布情况对12个县域2012—2016年的扶贫绩效进行时序分析。研究表明:第一,总体扶贫绩效较好,但逐渐由稳步上升状态进入转折期,部分地区遇到扶贫瓶颈;第二,不同地区间扶贫绩效存在较大差异,皖西片区扶贫绩效比皖北片区高,北部中心区域扶贫效率较低;第三,扶贫绩效综合效率值良好,纯技术效率较高,扶贫规模存在一定不合理性;第四,精准扶贫瞄准度不够,特色扶贫工作开展不到位。根据研究结论和片区实际情况,提出开展特色精准扶贫工作、加强扶贫渠道拓宽与创新、提高精准扶贫瞄准度等相关建议。     

中国农村金融创新的贫困瞄准机制评述

把有限的扶贫资源精确瞄准贫困人口,可以提高反贫困的效率。资金是重要的扶贫资源,农村金融的有偿和竞争性投递机制符合Hurwicz的良好机制设计要求。在界定贫困和讨论扶贫正当性的基础上,本文首先评介贫困瞄准机制和策略,然后分析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特征,接下来运用机制设计理论重点分析和评价中国近期农村金融创新的贫困瞄准机制,最后提出以完善贫困瞄准机制为导向的中国农村金融创新思路。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科技扶贫减贫绩效

利用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农户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扶贫科技资源供给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扶贫主体形象与制度信任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扶贫科技资源供给特征优化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减贫感知绩效,其中匹配性、可得性与多样性特征对减贫感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覆盖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影响;扶贫主体形象在扶贫资源供给特征与农户减贫感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信任在扶贫主体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即农户对相关扶贫政策信任程度越高,扶贫主体形象改善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精准扶贫: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为确保全国人民在2020年一道迈入小康社会,我国在扶贫领域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及措施.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方面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应从优化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整合扶贫资源形成扶贫主体多元化格局,通过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的有机结合实现金融精准扶贫的成效精准,完善扶贫绩效监测机制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路径,以确保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成效.     

论民族地区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建构

"瞄而不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行动的固有弊病。要修正目标瞄准偏差,需要对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进行重构。本文在客观评价民族地区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基础上,依托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地理、人文特性,提出从四个方面融合地域特性建构其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提高民族地区的贫困线标准;在穷人识别设计中引入土地指标;在穷人界定与细分标准中引入性别敏感指标;建立容纳穷人参与的穷人识别机制。     

玉米颗粒堆积特性的离散元法模拟研究

以广西连片特困山区一个民族乡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的嵌入性机制。教育扶贫相对复合了一般扶贫行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逻辑,在乡村遭遇师资主体的流动、村社传统文化羁绊、家庭生计转型等多重结构性要素影响下,教育扶贫通过规则、主体、资源三个维度嵌入基层治理。从扶贫到贫困治理再到基层善治,只有提升并彰显村社、家庭与农民的“本位主义”,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才能共同实现主体性发展。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贫困精准识别模型研究

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条件。实现贫困数据的精准分类与识别以及贫困识别由定性到定量、由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基础。精准识别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中的分类算法实现。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生计环境六个方面建立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精准识别模型,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模型的分类及识别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模型效果良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扶贫道路：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梳理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发展脉络,将这一历程可以划分为瞄准贫困区、瞄准贫困县、瞄准贫困村和瞄准贫困户等几个不同阶段。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更新和转变扶贫理念、优化扶贫格局、下沉扶贫对象和调整扶贫目标,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理解这一成功经验,可以从注重策略调整、注重环境改善、注重文化提升和注重内外结合等四个维度把握其要义。这些成功经验不仅为当前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还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精准扶贫主体的行动逻辑

扶贫资源在从上到下的传递过程中极易出现“瞄不准”和“瞄不久”现象:村民在扶贫实践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导致扶贫资源在传递过程中层层偏离;县乡政府追求自身政绩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依托资源优势影响扶贫信息及资源传递;村干部为完善乡村治理利用亲缘关系影响贫困户识别结果。因此,探索长效脱贫机制激发贫困者的内生发展能力;优化贫困者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位置;转变基层政府在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正成为扶贫实践工作中的协作者;健全多元扶贫监督机制及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成为了新时期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家庭再生产、贫困发生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以贵州侗族贫困地区的经验调查为基础，从家庭视角出发，以家庭再生产模式为分析框架，家庭理性规划能力，家庭积累能力，家庭发展能力以及家庭发展意识作为分析维度，阐释当地结构性贫困性质的发生机制。分析当地反贫困路径低效根源，解释当地贫困地位与扶贫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而引入市场机制视角，调整扶贫思路，贴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内在发生机制，为精准扶贫政策实践提出针对性建议。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以河北省22个县区为例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燕太片区”)是中国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研究此地区财政扶贫支出的效率问题,对于提高片区及中国财政扶贫资金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河北省燕太片区22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进行静态效率分析和动态效率分析,发现各县区间效率差异较大,部分县区存在效率改进空间;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同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并从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监管、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以及财政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