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文学：汉唐时期的文学阐释与文人的自我理解

汉魏至唐代,古代文人群体的崛起伴随着身份上的焦虑,文人的自我概念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从东汉王充首倡“著作者”的文人观念,到魏晋六朝通过建构审美自律和文人趣味的方式来确立文人的身份认同,再到初唐官方经学给出文人士大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概念与他们的文学理解之间构成了相互选择、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般心理结构,由此也给出了后世学者思考文学问题的基本框架。虽说古代文人从来都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甚至陷溺于审美主义、道德境界和知识趣味的受用之中不能自拔,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诉求在经历了充分个体化的实现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向社会政治落实其存在基础。汉唐时期文人身份的自我调整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向,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     

两《唐书》文学家传记书写过程中史家身份与叙事指向关系

《旧唐书》的撰写者是一群较为纯粹的史官,在他们眼中,"游于艺"是极正常的现象,文学活动与政事活动并无太大关系。从文学作品中,他们没有刻意寻求微言大义,而是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史料的采录工作。《新唐书》传记的作者宋祁则与之不同,撰写主体的文学家身份会让他们把传记书写当作一个文学创作过程来看待的。落实在文学观念的阐释上,他们对文学本身的要求有所提高,对政治人的不同阶段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的过程中进行身份定位。不论是史官撰史,还是文学家写史,都会以儒家思想是他们秉承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知识分子作为主体身份的史臣们不会对君主制产生怀疑,这是他们信仰并维护的合理体制,基于此,他们的书写观念中,忠于君权则成为士大夫必须具备的一种操守。     

晚清外交官文学创作的一种界定:“使外文学”

在近代西方强权外交的背景下,晚清开始向外派驻使臣,这些使臣具有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双重复合性,他们出使异邦,思考中外异质文化的文学创作,是近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长期缺乏对此现象的整体观照。论文拟将晚清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界定为"使外文学",以便从整体上对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做出一个合理的界定。"使外文学"的异质文化书写,表现了创作主体在他者语境中自我认识的深化,并为国家文化形象的完善以及世界各民族的全球化融入过程,提供了独特的文学书写范式,应当在跨学科范畴中加强研究的力度。     

中国古代文论之于当代文学创作:缺席与入场

中国古代文论在历史上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是指导文学创作实践,但是经过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文论丧失了这一功能,变成了学者们整理国故的一部分。造成中国古代文论不能滋润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有古今文学传统的演变、作家与批评家身份的剥离、文学教育主旨的转变、研究方法的单一等。因此,要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滋润作用,必须实现古与今的贯通、培养创作与批评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文学教育主旨的多向开拓、研究方法"二重历史化"等。     

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的政治情感考察

在中国封建时代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士大夫。所谓的士大夫 ,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儒学哲学体系的熏陶 ,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有学识的人 ,也是最有修养的人 ,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是建功立业、修齐治平 ,所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自觉自愿地走向朝廷 ,成为政府官员群体中的一员。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 ,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的特征之一。汉魏时代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几乎全属于士大夫阶层 ,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汉魏士大夫对待政治的态…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中国古代远游文学及其文学史意义

远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中国远游文学发轫于先秦时期,在其后漫长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文人士大夫对于远游的书写,从未断绝过。中国古代文人入仕动机推动下的游学、宦游等都是中国古代文人远游之行为表现,这些行为萌生了文人进行远游文学之创作灵感。根据萌发于中国古代文人远游情结的创作冲动,远游文学分为纪游文学、神游文学、仙游文学、梦游文学等四种类型。远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远游文学的出现,扩大了中国文学作品的表现范围;推动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勃兴;契合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感,在中华民族情感悟导域内具有重要的引向价值。     

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冲突

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称为"士人"或者"士大夫",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阶层的职业、身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个阶层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三种,一是以读书为主的书生,二是因读书优异而做官者,三是做官不成从事与知识有关的职业者(医生、教师、算命先生之类)。从身份的角度看,则同样可能有三种,一是钻研典坟的学者(经史子集之研究与撰著者),二是政治家(以社会管理为己任),三是文人(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者)。这些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从个人唱和到群体表达——北宋非集会同题写作现象论析

多人同题写作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起初往往产生于文人集会之中,到唐宋时期,则逐渐频繁地出现非集会的模式。从北宋时期《明妃曲》、"超然台"、《千秋岁》、"中兴碑"等多次同题写作现象来看,这种写作方式的实现,不但依赖于当时信息传播的便利,也体现了士大夫作者在集体表达上的发展:从朋友圈子开始,通过政治立场、文学趋尚等方面的互相认同,而走向公共化;从有意的邀约、组织,而走向众人的自发唱和;从偶然的情感共鸣,而走向多角度、多主题的自觉探讨。这说明北宋士大夫阶层已具有普遍的文学关联,对当时的文学环境形成了整体认识。     

寻找先秦文化与文学研究新的突破点

中国古代的复古运动通常以"言必称三代"作为自己的方向,"言必称三代"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做学问的境界.这一观念一直影响到清末至民国时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要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必须在先秦文化和文学方面有相当的功底,因为它们是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世界各国或各民族早期文学中带有普遍性的一种现象。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早期的传世之作属于这种现象也已为学者们认识, 本文通过考证认为先秦文学中的许多作品和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一些作品也属于这种现象。正确认识中国文学中的这一现象, 不仅有助于解决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具体的疑难问题, 而且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认识。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     

试论中国十九世纪初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的崛起

十九世纪是中国经世致用文学思潮崛起的时期,它是由嘉庆年间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士大夫原有传统的恢复造成的,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家,开创了中国后来文学的发展道路.但是,它也把文学与"实用"层面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工具"的角度看待文学,从而也压抑了文学在人文层面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复古思潮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复古思潮往往统治着中国的文坛.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是由士大夫垄断的,士大夫信奉儒学,儒学以上古的“三代”为最高理想.孔子的行政目标就是恢复“周礼”.这就决定了儒家在文化上的“复古”趋向.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核心,“文”数千年来除了增加了“骈文”.变化并不大,始终以秦汉之文为作文的典范.“诗”虽然由四言变为五言、七言,自唐以后也很少有重大变化.以至宋以后的文学有所发展.往往是在新出现的文学体裁如词、     

浅析郭嵩焘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超越

士大夫作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担负了传统文化承载和传播的使命.生存于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他们逐渐形成趋于一致的价值取向:充当帝师王佐的功名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文化优越感和"夷夏之辨"观念.作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郭嵩焘本属于这一群体,但却以独立的人格精神、独特的思想逐渐突破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局限和柬缚.他是最早亲历西方世界并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实现了一次新的进步和超越     

从冯燕到向中令——由游侠而士绅的“忠义”之路

冯燕是唐传奇中的豪侠,其侠举为士大夫所褒奖。他们虽极力将冯燕式的侠义和儒家之"义"联系,但冯燕以后的人生并无圆满的交代,留下了一个历史的悬念。宋人张齐贤所写的《向中令徙义》,为"冯燕"式的豪侠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模式,即走向"忠君"报国之路,获得士大夫的身份殊荣。"向中令模式"的意义是将冯燕们完全士大夫化,成为(扌晋)绅的楷模。这种转换是由宋代文人政治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从冯燕到向中令象征了民间侠义的儒家化改造的完成。这种"忠义"对民间,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文化影响。     

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社团

“社”本为土地神,由先秦时期“把社”的群体行为衍化为地方行政单位。以传承道统为目的的“士”人集团的民间化直接孕育了后世的社团组织。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社”命名的白莲社标志着中国古代结社意识的觉醒。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社团出现于唐代,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学的民间化倾向使“社”的组织具有多样性,文人社团成为文人士大夫优游林下的精神家园,结社与文学发生了密切关系,不仅促进了文学思想的传播,而且形成了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明代的文人社团有了飞速发展,社团组织的数量急剧攀升,并同政治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     

古代“神话”与现代启蒙的遇合──中国现代文学对古希腊文学的译介与借鉴

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乏对古代希腊文学的研究和借鉴,但由于文化历史的隔膜,现代中国作家对古希腊文学保持着少有的冷静和距离。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希腊文学之间无论在理论观念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存在着某些联系,这是一种文化影响和文学承传中的不自觉的通合,这种通合从译介与接受、理论批评与建构以及创作趋向诸方面显示着古代希腊"神话"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之间潜在的对话状态。     

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