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

元朝末年,一大批文人学士逐渐以集体形式融入世俗社会,以风雅相尚,联诗结社,题咏唱和,讲论道义,心相孚,行相契,在结雅集、问友学、求仕进的交游活动中逐渐形成了浙东、浙西、吴中等独具品格的地域性士大夫群体。这些交游活动不仅反映了元末复杂多故的社会现实和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而且展现了元末士大夫多样的心理动向和价值选择,对元末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元末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初探

元末隐于寺院道观善诗的释子黄冠颇多,除了抒写隐居情怀以外,由于其特殊的社会氛围,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从元末释道诗人与世俗文人的交游唱和中可以发现,元末释道诗人明显地呈现出世俗、颓废甚至放荡的一面,这正是元末文学发生胚变的一种征象。此外,考察元末诗僧和道教诗人的经历和交游,还可以发现,本来水火不容的僧人和道士,却因为文学因缘而时有交谊,甚至师徒相授。其原因在于,对乱世之下为逃名而隐于寺院道观的僧道来说,物质利益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相反,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些逃禅学道以避世的文人因此而达成了在宗教信仰上求同存异的默契。     

元明之际耕渔轩文艺活动考论

元代末年,苏州名士徐达左在光福里邓尉山中构筑耕渔轩作为隐居之所。耕渔轩环境清幽宜人,艺术收藏丰富,不仅苏州地区的文人频繁来访,从外地游历至苏州的文人也慕名而来,因此逐渐形成了以耕渔轩为中心的文人圈。徐达左介乎醇儒与隐士之间的人格,在易代之际的江南文人中很有代表性。     

释良琦与玉山雅集考论

玉山雅集是元末著名的文人集会。先后有三十余名僧侣与会,而尤以释良琦的声名最著。释良琦不仅参与了玉山雅集的大部分活动,还经常召集文人分韵赋诗,撰写诗序,俨然为座中核心之一。释良琦的诗风清丽,诗艺高超,在逞才斗技中丝毫不亚于顾瑛等文人。同时,以释良琦为代表的僧人加入,不仅使玉山雅集具备了多元文化色彩,更体现了元末"狂禅"之风的盛况,反映了佛教世俗化进程日益加剧的趋势。     

趣味·身份·情感:作为"交游录"的《集古录》

《集古录》在记录碑刻、考辨文史、赏鉴书法之外,欧阳修还随手著录了与友人的"交游录",以金石为触媒,呈现集古交游场上关于趣味、身份与情感的思索。首先,《集古录》区分不同收藏的性质、方式和人群,标举交游圈"有益""好古"的收藏旨趣,有意识地将金石趣好区隔于其他收藏。其次,《集古录》渗透了欧阳修在收藏审美中自觉而强烈的"君子"意识,这些集古理念原则可视为群体身份认同之标识。此外,《集古录》还有一重深情动人的弥漫回忆色彩的情感书写,缅怀交游与凭吊同人的情感为欧阳修提供了情感的归属。     

晚明嘉兴布衣词人王屋之交游及交游词考论

王屋虽是晚明嘉兴一位布衣词人,然存词量位居明代词人第二位,而且其交游十分广泛,贵及名门望族.其丰富的交游活动,如雅集唱和,如围绕其词集之评价,不仅对王屋的生活、 性情及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柳州词派的形成,对晚明嘉兴词坛的活跃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其交游词的创作亦集中体现出王屋的创作个性与品位.     

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毛奇龄交游考

毛奇龄是清初著名的学者,生平交游颇广.对其交游群体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了解毛奇龄的生平、心理、思想、创作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本文就其本集诗文及相关资料,将其交游对象大致分为乡贤、患难之交、贵族权要、博学鸿儒、友生弟子等五个群体来考察毛奇龄的交游概况.     

周紫芝《竹坡词》交游唱和人物三考

宋南渡词人周紫芝《竹坡词》中涉及的交游唱和人物多达20人,陈相、王之道、王相如是其中较重要的三位。《宋史》中三人传记皆无,其生平事迹多散见于宋以来各种文献资料中,而周紫芝的诗文集和词作中则保存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勾辑考辨,可得其大略。陈相仕宦可考者及其与周紫芝的交游唱和主要在高宗绍兴后期,颇有诗名,然作品多散佚不传;王相如与周紫芝为总角之交的同里好友,建炎三年死于非命,周紫芝与他的唱和之作最多;王之道与周紫芝交游时间较长,唱和亦多,有《相山集》和《相山词》传世。     

赵汸《春秋》学的师承渊源及其治学理念

元末《春秋》学家赵汸一生求学名儒,交游贤达,潜心治学,成就卓然。赵汸的《春秋》治学理念,导源于对黄泽师说的积思自悟。黄泽所指示的《春秋》学方法和理念,对赵汸研治《春秋》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赵汸的《春秋》学成就,正是对黄泽《春秋》治学方法及理念的具体践行和进一步发明。赵汸的《春秋》学,以探究《春秋》书法义例为门径,以明辨圣人经世之志为旨归,秉承师说而能思悟发明,追踪左氏而能兼综古今,浸润宋学而有汉学之风。     

顾瑛的多面人格和多变诗风

顾瑛是元末诗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家庭和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多面人格,这种多面人格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让他在不同人生境遇和环境中、或是与不同人交往唱和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诗风。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众多的元末文人,他们纷纷来到玉山,与顾瑛诗酒唱和。顾瑛和他的玉山雅集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主导性价值观弱化、文人观念趋向多元化、人格追求走向多样化的结果,是明清两代对文人思想桎梏重新加强之后只能追慕而不能复制的奇迹。     

唐宋文集的“压卷”体例及其文本功能

压卷,本义为开卷第一篇。压卷意识是中国古书通例之一,四部典籍的编次,皆需直面以哪一部分内容冠首的问题,而尤其以排比单篇诗文而成的诗文集最具有代表性。在通行的先赋后诗、先古体后近体的文集编次体例之外,唐宋文士往往会以诗文集中最特出的篇目冠于集首。唐人进士行卷或投谒的小集,尤其注意卷首的安排,以期先辈开卷即能看到自己的代表作。唐宋文集压卷的功能因编集的意旨而有所分野,或明学问之渊源,或明出处之大节,有时揭举王言典制以“尊重事”,有时则对家学及生平重要交游表达纪念。压卷实质上是一种强化或是突破文集内在秩序的行为,是唐宋文集体例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俄藏黑水城TKl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的定名与价值

俄藏黑水城TKl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应定名为<元代至正间亦集乃路钱粮房所录本路官员请俸文书底簿>,其对于研究元末俸禄制度、亦集乃路的历任官员任职情况有着重要的价值.     

李白与王昌龄交游考索

李白与王昌龄均属唐代诗坛名家,尤其是他们的七言绝句,历朝的论者们均给予很高的评价。可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很少有人对他们之间的交游进行过详细的探讨。笔者欲就读书之所得,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期引起对他们交游的重视,并借以向学术界求教。     

纵逸与迂怪:元末士人的狂狷精神及其现实动因

元朝衰世之际,杨维桢、王冕、顾瑛等一批士人冲决世俗的纷扰、俗务的羁绊和礼法的规约,旷达不羁,纵情逸乐,越礼任诞,愤世嫉俗,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然、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放逸之趣、风流之气和愤世之情。这种颇具群体性的狂狷精神,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士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元末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构成了对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冲击。     

盛唐诗人高适、李白的人生选择及交游关系新议

诗人交游考是研究诗人生平与创作的重要方面,不同诗人间的关系往往随着个人的人生选择、道路和地位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探究诗人的交游关系可以为梳理文学史线索、评判诗人的历史地位等提供重要依据.作为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李白、杜甫与高适的交游是盛唐诗坛的美谈,更是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多在三人同游的时间、地点及交游过程中三人的感情深厚与否等方面,其中李白与高适的交往更因二人在永王之乱中人生选择的不同所导致的身份对立以及相关诗作的缺失而备受争议.学术界多认为,高适在永王之乱后没有对李白伸出援手是出于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然而,考查二人的交往过程以及永王之乱后李白的实际处境,可以看出,高适的处理方式是建立在对时势的准确评估之上的,乃是“不救之救”;相关诗作的缺失,亦不能排除流传过程中散佚的可能性,二人的关系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论析--以“明遗民”为视角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情形十分复杂,交游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明末已有交游,“明遗民”难忘故旧,不忍割席;二是“明遗民”生计维艰,处境险恶,遂投奔“贰臣”,寻求资助与庇护;三是“明遗民”伺机而动,向“贰臣”降将请兵抗清,以图恢复故明。“明遗民”与“贰臣”虽有交游,然并未忘却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的底线,常常面临“交”与“绝”的两难选择。不能把“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作为对其人格评价的唯一标准,更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整体否定“明遗民”的人格气节,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     

凌濛初与王稚登

凌初是晚明著名小说、戏曲家。平生交游甚广 ,所谓“一时名公硕士 ,千里投契 ,文章满天下 ,交与遍寰区”(郑龙采《别驾初成公墓志铭》)。但由于凌氏诗文集下落不明 ,对其交游 ,我们却知之甚少。目前所知 ,仅有冯梦祯《快雪堂集》保留了一些同凌初交游的记载 ,汤显祖《玉茗堂尺牍》有《答凌初成》一信 ,袁中道《游居柿录》录其南京珍珠桥见凌初一条。这些 ,既与郑龙采《墓志》所载不符 ,同时也窒碍了对凌初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近读晚明王稚登集 ,于其《清苕集》卷下 ,得见《凌玄渤玄房玄静携酒问病》诗一首 ,诗中记载了凌初兄弟与王…     

北宋士大夫的淡交观与淡交倾向探析

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一系列新的时代因素作用下,北宋社会出现了"举世重交游"的盛况,士大夫群体也以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机缘形成对象广泛、形式各异的丰富交游活动。然而就在这种繁荣交游的背后,北宋士大夫的交游却呈现出一定的淡交倾向,淡交观也表现为其重要交游理念之一。北宋士大夫的淡交观是对传统淡交观的继承和发展,淡交倾向则是淡交理念在交游实践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北宋时期党争与谒禁条件下士大夫面对政治风险时的一种自主性交游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