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权利理论的三重证成维度及其启示

现代西方权利理论存在着三重证成维度,一是经由以古典自然法思想中以人类理性为中心的有关权利论证理论,它所形成的是对权利的道德评判与理性解释的权利证成方式;二是由法律实证主义开创的权利的规范分析与实证的解释传统;三是由法律社会学或者社会法学学者所形成的从个人到社会的社会学解释路线。这三重解释维度虽然有其自身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对于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甚至当代中国权利制度的建构均充满了解释的张力和影响,是中国当代权利理论形成的重要理论根源。     

近代西方权利观发展综述

近代自然法学家们提出了"天赋人权"说或"自然权利"说,从探索权利的来源和根据起步,进而探讨了权利的内容.近代西方权利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里面既有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熏陶,自然法、自然权利和自然正义的理论发展,又与罗马的权利观和法律制度的成就密不可分,基督教的人人原罪救赎之说则发展了人人平等的权利观.为近代西方权利观念的形成奠定基础.     

19世纪40—70年代“华夷观”转变中的伦理道德因素

19世纪40—70年代是中西方交往中“华夷观”的剧烈冲突时期,也是其转变的关键时期。以19世纪60年代为界限,之前国人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标准来观察和衡量西方;60年代以后,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加之出洋华人的理性观察,接受了西学的士人开始客观理性看待西方伦理道德观念,对西方伦理道德观念也不再视作“洪水猛兽”。“鬼子大人”这一称呼诠释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双方伦理道德观念的“夷”与“华”的具象,即西方文化有别于中国文化,但是有些方面则被中国人认可和接纳。     

论近代权利正义观的证成理路

近代西方正义观在本质上是权利正义观,其发展与完善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洛克运用"天赋人权"概念为权利正义观做了理论奠基;第二阶段,康德立足道德哲学为权利正义提供了形而上基础;第三阶段,密尔把正义和功利结合起来,拓展了权利正义观的致思路向。     

西方自然法观念的诸种特征与本质内涵

自然法观念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中的核心观念之一 ,它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经历了柏拉图的正义观、阿奎那的神学自然法、卢梭的公意理论、康德的纯粹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菲尼斯的实践理性等诸种形态的不同向度的发展 ,根深蒂固 ,经久不衰 ,成为人类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考察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共性 ,可以看出西方自然法观念自始至终凝结着人类的智慧和价值追求 ;折射着不同阶段的社会矛盾和蕴涵着不同阶段特定的利益要求 ;具有鲜明的历史时空性 ,内涵虽然变动不居但本质是同一的 ,即都是某种理念被不同阶段的人类理性客观化的结果 ,因而使一个阶段的人类社会群体深信不疑 ;它植根于人类的理性 ,是一种客观化了的主观理念 ,从而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恒久性 ;它最终被不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家形而上为关于人类社会制度的组织精神和建构原则 ,而表现出它的显性形态。可以说 ,自然法观念是人类理性塑造出来的一种文化理念 ,它的作用就在于把人类头脑中的理想逻辑化。正因如此 ,马克思曾指出 ,自然法是不能够被废除的     

论真正的新闻自由——马克思《书报检查令》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在其首篇政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批判了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制度内容上的虚伪自由主义和本质上的专制主义。马克思这篇文章的观点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其早期新闻观的特点,但文中通过对恶法的批判,反映出真正新闻自由应该是在真正理性视域内,在维护人民新闻自由权利的政策下进行的一种社会存在。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大一统民族之观念具形——中西文化相区别之根源

"民族观念之具形",是牟宗三先生写作《历史哲学》一书时开题运思之创举。牟氏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方法论,从哲学精神之最高聚焦点来反思与审视历史。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叙述了"希腊精神"表现于艺术家的"石头—雕像"(材料—形式)之形式走向中,此即西方理性精神之客观化过程。此一"物化"过程,便是"西方民族观念之具形"。这是西方向外逐物文化的必然过程。但中国文化不是"逐物"文化,而是向内反省之"心性"文化,其观念具形之方式、过程,与西方绝异。它不表现于艺术家对象之一"物"上,不是物化之形式,而是表现于古代史官心性反省之图式上,亦即"天人一体"之德性仁心之象征联想图式上:"掌官书以赞治——本天秩以定伦常"、"正岁年以叙事——法天时以行政事"。这是"史官三性"("首领—巫师—史官"三位一体性)治术之德智两大律。此等史官三性之"天人一体"之观念具形,在后世习俗中即结晶为玉琮与方孔钱,其以天圆地方象征人之通天意识,并以方以智圆而神的二型智慧(象征天地之理),通贯人之性灵。"天人一体"之核心观念是造就一颗"求善向上之德性仁心"。这便是中国民族观念在心性之象征图上之具形,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理性客观化之"物"性具形。此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起点根源。     

自由主义权利观的困境

自由主义权利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困境.理论困境体现在理论论证、理论核心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实践困境体现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了公民责任,冷落了个人道德义务,甚至沦为西方国家人权干预的工具.将西方的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观提升为适合于全人类、适合于所有不同文明社会的唯一模式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作怪.     

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交界处——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

批判的理性观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而又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方面。它构成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或出发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是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批判理论家们认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是当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结果。现在,工具理性己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是造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发达工业社会单面性的根源。因此,他们致力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并在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中规定批判理性的本质及特征,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批判的或辩证的理性观.法兰克福学派宣称这种理性观既保留了传统的辩证理性观强调理性的批判否定精神的一面,又吸收了当代非理性主义思潮重视人的自由的一面。这就使批判理性观具有了调和、折衷的特征,即它徘徊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或者说处于这两者的交界处。本文拟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作一评述。     

现代产权理论研究述评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是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用于分析经济现实常用的基础理论,因此,在梳理其发展脉络、分析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其合理性与不足之处,并比较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异同,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后战国时期自然合理性观念研究

所谓"自然合理性",主要就是指"天时","天时"是一个时间秩序问题.时间秩序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和安排政治事务的制度.自然合理性就是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的调节来使政治运作吻合于自然规则.在后战国时期,时间与权力的制度性结合和观念性渗透呈现出某种转折性态势,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体系的出现,将时间引入政治实践才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公用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

从公用企业垄断的弊病和垄断理论基础的动摇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的成功经验 ,阐述了我国公用企业反垄断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应当通过《反垄断法》和公用企业专门法两个层次予以规制 ,其内容包括反公用企业垄断状态法、反公用企业垄断行为法以及公用企业竞争促进法三个方面     

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理论是西方法治文明的产物,它通过研究法律外在的、理性的品质———形式合理性来理解法律现象。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法律的自治,法律必须具有公开性和稳定性,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严格的现代程序,法律的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及法律人员的科层化。从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的基本特征中可以看出其反映出的一种工具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它显然表明了法律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因此,这种理论必然会为法治进步带来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其暴露出来的局限性也使法治面临新的挑战。     

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略

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科学解决其研究范畴之惑,厘清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与法理学和民法理论的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理论与西方资本主义知识产权理论的关系等三重关系,在适用传统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前提下,以类型化研究为基础,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无疑是最适合知识产权法这一特殊法现象的系统研究方法。     

特征与功能：斯宾诺莎的自然法理论刍议

斯宾诺莎根据自然学说的原理阐发了自然法理论。其自然法理论揭示出自然法具有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大特征，理性主义体现在遵守自然法与服从理性之间是一致的，人文主义体现在自然法赋予人以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这样，自然法就成为了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和政治秩序的价值之维。     

检讨我们的法律观

法律观是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 ,也是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从西方主要法学派别的角度看 ,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是实证主义的法律观 ,缺乏对法律道德价值的追求。而法律应当有自己的道德追求。现代法律观应当是一种权利本位的法律观 ,因此 ,法律应当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合理分配社会权利的权威性规范的总和     

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是多样的、相对的。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使多样的、相对的,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建立了起来。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对西方自然法学历史嬗变的评述

西方自然法理论孕育于古希腊文明的母体,经历中世纪基督教的洗礼和近代工业文明的“除魅“,并在现代迎来复兴。自然法反映了西方法律思想成长的脉动并蕴含着西方社会一系列重要的法价值观。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法哲学家们所阐发的自然法,驻足于人类的理性和信仰之间,并将蕴含于其中的正义、法治等价值理念升华到崇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