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要务之一就是要放弃《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一元化统摄力,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     

论《水浒传》的市民文化色彩

《水浒传》表现了市民阶层尚侠义、重功利的思想倾向和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宋元以来兴起的“说话”艺术是《水浒传》题材的主要来源,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水浒”故事渗透了很多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这使它带上一定的市民文化色彩。     

《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     

《水浒传》与墨子

《水浒传》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主流是墨家思想,这主要表现在：《水浒传》中的人际关系与墨子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相符合,《水浒传》英雄的“替天行道”主张与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相符合,而宋江性格的多重性表现出墨子社会思想的层次性。     

浙籍学者视域中的《水浒传》文体性质考辨

浙籍学者以“稗史”“演义”“传奇”“奇书”“词话”与“平话”作为《水浒传》的文体术语,其原因主要在于侧重点有所不同。称《水浒传》为“稗史”与“演义”,起初是宗史尚学观念的延续,以至批评颇显学问化特色,其后则是突出其通俗感人、以才济学的文学价值。以“传奇”与“奇书”观照《水浒传》,一方面因其于题材、结构与文辞诸方面求奇,一方面借以说明小说与戏曲两类文体的关联性。将《水浒传》视作“词话”与“平话”,主要在于强调其适于说唱、表演与文体杂糅而不乱不隔的特质。     

《水浒》公案故事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明代的著名小说评点家叶昼说:“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与?”[1](P27)而另一位著名的评点家金圣叹则说他所读的书中,“无晨无夜不在怀抱[”2](P8)的书便是《水浒传》。他们所说的话表明了《水浒传》是部不朽的著作,是部为人们所喜爱的著作,正因为喜爱,所以才不朽。当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明代书目著录章回小说《水浒传》时,或归于“野史”“传记”,或入“子杂”类,这与《水浒传》本名《京本忠义传》及其早期刊本系统题署含有“忠义”二字,有很大关系。在《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较早的一批谈论者是李开先之类的文坛名流,时人往往将《水浒传》比附于“史书”,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这种以为《水浒传》是史书的看法并非仅是当时民间的意见,而含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水浒传》早期流传经历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明代统治者从宣传“忠义”维护统治的需求出发,在都察院刊刻前曾对《水浒传》进行过“政审”。“忠义”思想成为《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主导意志,这就保证《水浒传》得以有效传播开来。     

《封神演义》抄袭《水浒传》例证

《封神演义》是一部在民间有较大影响的神魔小说。作者写此书是想与《西游记》、《水浒传》相抗衡,跻身于名著之列。清代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说,《封神演义》“意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但作者的主观愿望与社会效果并未达到统一,《封神》远逊于《西游》和《水浒》,其原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似志在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     

评张国光《“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

张国光在《“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一文中 ,称罗尔纲先生的《水浒》研究是“袭用”他的“双两说” ,指责后者“学风不纯”。这是一种污蔑不实之词。罗先生自 2 0世纪 2 0年代后期起 ,追随其师胡适、郑振铎 ,悉心研究《水浒传》。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突破了 6 0多年来定下的《水浒传》原本为一百回的框框 ,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真知灼见。罗先生研究《水浒传》有着与张国光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立论基础、研究方法以至结论。如果非要说两人有什么相同的话 ,那只能是张国光的主要论点同罗先生几十年前曾有过的观点在本质上相同     

章回小说民族特点初探

清初金圣叹评《水浒传》曰:“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闲斋老人为《儒林外史》作序时也指出:“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鉴于《水浒传》等章回小说的影响,清末文论学家王钟麒将“皆有深意存其间”的“吾国小说”与“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的一些中外小说相比较时说:“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萃西洋小说数十种,问有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主位的标记性及其对翻译的启示

Halliday把主位分为非标记性和标记性。标记性主位在语篇中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如帮助语言使用者传递不同类型的信息、转移信息焦点、突出信息对比、加强句内或句际的连贯，实现多种文体效果等。非标记性主位／或标记性主位的选择对于语篇翻译具有重要的意义。     

评梅尔维尔的《白鲸》

《白鲸》是一座迷人的艺术迷宫,语言晦涩,主题复杂,形式奇特,象征主义应用广泛。本文试从语言、主题、形式、象征主义的应用等四个方面,对《白鲸》作一简要的评介。     

主、述位与翻译:文献综述与系统总结

实义切分理论的主位和述位系统对于翻译具有重要的意义。主位和述位是小句的基础,国内有学者曾经提出把主述位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根据主位分类及语气类型,可以从句子层面上剖析原文,从而得出准确的译文。研究主位推进模式,有利于译者了解原文篇章结构和信息分布,对症下药,适当地建构译文篇章,实现篇章层面上的等值。     

《人类的代价》中的母性主题及对男性丛林神话的颠覆

巴巴拉·贝恩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高峰时期最有作为的妇女作家,她的作品发出了与当时以劳森和佩特森为首的男性文学主流截然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她对丛林妇女生活的关注上。本文通过探讨贝恩顿长篇小说《人类的代价》中的母性主题,从而解读贝恩顿对以"伙伴情谊"为精髓的丛林男性神话的解构。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戏剧与浪漫反讽

马克·吐温在<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戏剧与文类反讽运用成功的增加了小说情节的张力,展示了小说主人公白人少年哈克真实的内心活动的发展轨迹,凸显了小说的各种现实主义主题,尤其是其中的种族歧视的主题,深刻揭露了和鞭挞了当时黑奴制废除前美国南方社会的扭曲的道德观念和堕落腐朽的社会风气.拟探讨小说中出现的戏剧与浪漫文类反讽,最后指出戏剧与浪漫文类反讽的成功运用标志着由马克·吐温着力推动的蔓国小说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流派发展运动转戾点的来临.     

《牡丹亭》的文化结构主义分析

《牡丹亭》并非汤显祖独创的作品,此前已有类似结构和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同一深层结构和主题的不同处理,分别依附在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化之上,其嬗变演化过程揭示出一个原始题材和结构的价值转换。本文试图运用文化结构主义批评方法,讨论其共同的主题与结构及其意义。     

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上帝观

对于西方近代哲学,人们常从认识论,或从某一方面以实体、观念、自然、精神、人等等为题展开研究,而从基督教神学上帝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则还不够。文章以基督教神学的上帝为论题,论述了上帝在近代哲学中所具有的本质——自然的与理性的本质、上帝与自然的关系;阐明了近代哲学家论证上帝的方式——经验的与思辨的方式;揭示了上帝在近代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功能——保证知识与解决难题。这些论题的研究对于弄清哲学与神学的关系,把握西方哲学的实质和发展轨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汉句子起点的标记性在翻译中的体现

结合Halliday的主位述位理论和翻译学者Mona Baker对于主位标记性在翻译中应用的观点,分析对比英语和汉语句子主位标记性的各自特点,探讨了主位作为句子的起点在传递信息和表达特殊效果方面的标记性差异,论证实际翻译过程中主位选择的重要性,由于句子起点是说话人选择的结果,含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将句首成分的确定与原文主位的标记性结合起来,重视这些有特殊意义的句首成分,提高对于主位有意选择的认识,保持标记性的一致。     

基于主题口语语料库的主题词及主题图式研究

本研究针对大学一年级新生实施主题模式教学,通过在教学过程中自建的主题口语语料库统计分析主题词及其主题图式。研究结果包括以下三方面：通过统计两个主题口语语料库所使用的词汇发现学生的口语中表现出较强的书面语倾向。另外两库主题词比对表明不同主题的心理词库不同,在口语交际中引发的主题词及其主题图式也不同。而且主题的具体程度与主题图式的复杂程度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