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系统动力学分析

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陕西省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水平进行了分析,建立了人口城市化水平预测模型,通过系统的仿真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会引起农村向城市大量的人口迁移,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科技水平对城乡人口迁移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时,会引起城乡人口迁移规模的减小,对人口城市化水平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但降低劳动生产率只能在短期内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长期来看,并不能提高城市化水平;当对农村土地的占有采取严格控制时,对人口迁移具有一定的阻止作用;当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时,城乡之间的迁移人口会有所增加,而人口城市化水平有所下降。     

土地财政对城市化的正负效应

研究土地财政对城市化的正负效应,对于实现持续的城市化动力源泉与土地财政的兴利除弊具有重要意义.阐述了土地资源对于城市化的承载关系,从土地财政形成的社会背景、驱动因素与土地产权征收补偿制度及政府行为角度出发,系统论证了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化的有效性.采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际验证了土地财政与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之间的依存关系.由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化产生的负效应,包括被征地农民的直接经济生产与间接社会保障价值受损、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导致的土地粗放利用、助推房价非理性快速上涨并积累金融风险、使“后土地财政时期”城市化发展陷入困境.在此基础上,从建立与地方政府城市事务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增强城市集聚效应、征收保有环节的房产税、改革征地补偿制度、约束地方政府获取财政破坏式行为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化负效应的政策建议.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基于不同收入来源的视角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加大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一定程序上制约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和现实分析发现,由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的呈现城市偏向,导致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分配环节影响不同收入来源,城乡收入差距则不断扩大。实证检验同样发现,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城乡不同收入来源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存在区域差异性,结论与理论分析以及中国现实相符。我们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从体制变革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两个层面来考量,一是通过制度变革来重构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促使地方政府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财政资源,二是通过供给制度的创新,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农民工城市化问题阐析

随着中央政府对农民工城市化在整体上由限制转入鼓励以来,各地方政府竞相推出了促进农民工城市化的个性方案。通过对农民工城市化宏观层面上整体判断,中观层面上体制制约因素,微观层面上农民工成本支付能力,以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性的阐析得出:成本支付是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核心,而在城乡统筹前提下的农民工自由选择权是关键。在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不应该制定功利性的目标和政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

本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持续性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重点研究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改革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激励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的负担能力等三方面破解思路。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征用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城市化进程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加快,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和障碍,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本文主要对现有农地制度以及农地征用和承包制度在加速城市化条件下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当前财政、行政体制下农地征用机制与失地农民补偿标准,就业和社会保障安排,城市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保,户籍安排及其与农地关系问题等。研究认为,建立健全中国社会保障机制是城市化顺利进行的基础和保障。     

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分析

中国的城市化是自然的、经济的、人文的发展因素和政府合力的结果.本文通过对我国政府在城市化中的作用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财政投资对城市化进程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体制性壁垒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因此,消除体制壁垒、重置投资模式是我国政府今后推动城市化的关键.     

多种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实现机理与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是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人们日益追求美好生活需要内在要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该文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实现机理模型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指数。中国2005—2016年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程度显著提高,但城镇化进程并没有显著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程度;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更多追求高端的非基本公共服务消费需求;人口结构与城乡差距仍然是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主要阻碍性因素,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效率能显著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程度。因此,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增强我国城镇化的公共服务匹配能力,缩小城乡公共服务消费差距,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重在赋权和增利,即通过一系列改革,让农民与市民享有同等权利,获得同等利益,拥有同等福利。一旦在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自然消亡。我国之所以会出现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在于土地制度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程,“土地价格剪刀差”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转变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体制性条件。     

城市化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兼论城市化的方向选择

过去二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不仅催生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生态环境脆弱等负面影响。鉴于城市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本文从城市化模式的视角考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方式、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不力与以土地平面扩张为主的城市化模式有内在联系,今后城市化应尊重"现阶段产业结构低端化、农业经营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一半左右的份额"等基本国情,并遵循"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土地市场、人口城市化替代土地城市化、不可急速推进土地市场的城乡一体化、富余工业土地存量转化为商住用地"等四项原则。     

城市化路径、速度偏差与能耗效应——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视角

基于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从中国的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路径,以及上述两种城市化进程推进速度偏差的角度,分析城市化进程的能耗效应。研究发现,在5%水平下,土地城市化整体上能够显著增加能耗,而人口城市化整体上则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同时土地城市化相对于人口城市化的过快推进也能显著推动能耗的上升。相对于人口城市化而言,土地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能耗增加的主导力量,土地城市化主要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到能耗,而人口城市化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影响到能耗。认为,应当优化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布局,提升土地城市化效率,推动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协同以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乡土型城镇化:一种内生型城镇化模式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使人们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思考更加科学、理性。农村是城镇化的主体之一,乡土社会仍然能为城镇化提供动力,因此,"乡土型城镇化"或许能够回答"村落命运"这一问题。而要构建乡土型城镇化,必须要把握城镇化与乡土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为乡土社会和新型城镇化营造适宜的互动机制和空间。     

印度城市化进程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兼比较两国城市化进程

印度和中国两国的历史、国情、独立后的经济基础都有相似之处,但两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发展水平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异,关键在于中国实施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政策和发展都市集群(圈)的城市化政策,印度则采用均衡发展的经济政策和优先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政策.另外,印度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共同遇到的难题,如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社会就业问题等,也提示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亟需解决.     

城市化内涵综述

城市化的概念是城市化理论的灵魂,城市化的内涵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对于城市化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获得普遍认同的权威定义。分别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制度城市化以及从综合性的角度对现有城市化的定义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梳理和评论,并对城市化与城镇化、城市现代化等相近概念进行了辨析,以明确城市化的本质和目标。     

中国式城市化

中国式城市化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从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的城市化,即由市场起主导作用的工商业城市发展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等级城市发展共同推进;二是政府高负债的城市化;三是非均衡的城市化,即造城快于人的进城的城市化;四是城市现代服务业有待充分发育的城市化,表现为城市服务业发展受约束,劳动生产率低。形成该特征基于三个逻辑：一是土地权力的集中使用,二是激励相容的房地产市场,三是城市集聚功能弱。为中国城市发展可持续计,未来城市化应立足于提升城市集聚能力,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降低政府对城市化的过度干预并使城市真正成为普通百姓的家园。     

欧洲城市化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化现象最早出现在欧洲,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人们从欧洲城市化历程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中国工业化的市场背景、市场状况以及城市化的主体———农民的兼业化就业机制与欧洲某些时期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此,人们可以借鉴欧洲城市化的教训,在培育国内市场、消除国内市场分割以及增加农民的有效城市化需求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尽量少走弯路。     

中国城市化的偏态发展与城市化模式的变革

中国城市化的偏态发展表明城市化模式正面临着重大的整体性变革,变革的方向就是“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模式与“离乡不离土”的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这种变革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然产物,它对于正处在体制创新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种人的城镇化既要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飞跃。城乡建设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快速城市化,城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人的城镇化在释放内需、促进制度创新、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城市化释义

21世纪是“城市世纪”。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呈现高速发展趋势。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文明标志及创新的载体,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信息中心,具有集聚、规模和辐射等功能效应。2000余年来,城市内涵随历史发展不断丰富。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也有百余年历史,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理解不同。其实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多变的软硬件系统化过程,是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和变迁过程。不仅是农业人口向非农、并向城镇的聚集,而且是城镇在空间数量、区域规模、功能作用诸方面的扩大,以及城市经济关系、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城市化与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等相关新概念有所区别。从区位论、结构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论,从梯度推移、增长极与地域生产综合论到产业集群论的演进,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理论的深化。不同学者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认识不同,但在“推拉”机制上形成共识。不同阶段和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相异,而其相同点包括:农业工业化推动、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等。     

国外城镇化的风险防范经验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城镇化风险日益凸现的阶段,借鉴国外城镇化风险防范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国外城镇化风险防范提供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是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和政府调控的主导作用都不可忽视;城镇化水平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推动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前提;城市病问题应当尽早化解,否则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