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疆蒙汉互市问题探索——以明代陕北红山互市为中心

红山互市是明代中后期榆林地区蒙汉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但有关红山互市文献记载较少,以致现有研究存在一些基本史实的错误。本文在考察明代与北边蒙关系基础上,通过文献得知,嘉靖初期,明蒙双方关系紧张,没有和议互市的相关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戍之变后,明政府被迫开放宣大延宁四镇互市,与之贸易,但为时很短,次年即关闭。直至隆庆五年(1571年),为抚蒙古,才新设立陕北红山市。此外,对明蒙互市禁易商品、易马城等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究。     

明代运河沿线的水马驿站

明代京杭大运河沿线共设有50余处驿站,它们是供传递政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来往官吏等中途停歇、食宿、更换马匹、车船等补给所需的场所.这些驿站大都是兼有水路、陆路双重功能的水马驿站,它们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管理体制,并在国家信息流通与公务往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陕北明代营堡分布的特点

修营筑堡是明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环节。陕北地区分布着大量同地形地势有机结合的明代长城营堡。通过考古勘察和文献资料的梳理可知,陕北明代的营堡主要分布在地势险要、交通要道、易于商业贸易、可供开垦及有水源的地区。陕北营堡不仅对长城沿线的军事防御起到重要作用,也为长城沿线城镇的兴起、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试论民国时期陕北地区羊毛贸易的兴衰

民国年间,羊毛贸易在陕北地区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它经历了从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其贸易方式与路线几经更迭,它们的兴衰变迁又与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性质、交通状况和战乱等因素有关。     

对陕北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考

本文对陕北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根据陕北具体情况提出了实现协调发展的措施和途径.     

明代经济活动对南方生态环境的影响

明代南方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活动领域的扩大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官府对森林的掠夺式采伐，作物商品化，玉米，甘薯的推广，手工业的发展，木材商业兴盛都不同程度地导致了明代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明代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互相影响而产生的后果足以给后世儆戒。     

论陕北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本文对陕北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根据陕北具体情况提出了实现协调发展的措施和途径     

明代雷州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雷州地区的教育事业至明代获得大发展,培养造就了众多的人才。这是由多方面条件共同促成的:首先是地方官对于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其次是学校教育获得了坚实的经济支持;再次是明代雷州人对于教育、科举的热切追求。明代雷州教育事业的发展,突出的成就之一是使雷州人才辈出,尤其是政治人才;教育的发展,伦理道德规范的宣扬,改善了雷州地区社会的风俗与面貌,也推动了雷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油气资源开发对陕北地区经济拉动效应研究

在研究陕北地区石油资源开发历史的基础上,着重分析目前该地区的石油开发活动,并搜集统计数据,主要从投资拉动效应和产出拉动效应两方面进行研究,讨论该地区石油开发活动对当地经济的拉动效应,最后给出分析结论和对策。     

明代苏松地区棉纺织业发展考论

明代是苏松地区棉纺织业大发展的时期。明初推行的一系列鼓励经济作物种植的政策,促进了棉作区域的扩展,至明中叶以后形成了沿江濒海的植棉区,为棉纺织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棉纺织机具的改进提高了纺织效率,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棉纺织业内部初步出现专业化分工、棉布品种花色的增多,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棉布加工运销体系。棉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苏松地区专业市镇的兴起和棉货贸易的繁荣,使得以棉布折征赋税成为定制,但伴随之的苛重的布解,成为当地百姓的沉重负担。     

明代陕西戏曲创作与表演述论

本文对明代陕西地区的戏曲发展状况做了描述,并且对各种戏曲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陕西在明代虽然已不再是中国戏曲创作与表演的中心,但是戏曲活动仍非常繁盛,变体杂剧中独折戏便始于陕西,而杂剧家中的康海、王九思无疑属明代戏曲大家。晚明时以昆山腔为代表的传奇在陕西亦有相当成就。秦腔的出现,更是开中国戏曲花部乱弹之先河。     

试论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特色

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特色主要有:一、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空前发展;二、明清时期占绝对优势的海外贸易受西方排挤,但仍有物美价廉的竞争实力;三、明清时期,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以禁为主,实际的海外贸易不乏出现高潮;四、明清时期把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发展到了极点。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探析

自秦汉以来,中日就相互之间就有了各种往来。从历史发展上看,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的中日交流则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且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且主要以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勘合贸易形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虽然促进了中日双方文化交流,但日本获益更大,明廷虽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东南沿海的侵乱威胁,满足了“天朝上国”的虚荣心理,但不计经济效益的赏赐却加重了国力负担,激发了国内矛盾。     

明代诗学论诗乐关系

诗的本质之一是其音乐性 ,明代主流诗学相当关注这一问题。如李东阳《麓堂诗话》视音乐性为诗的原生属性和根本属性 ,谢榛留意于声律的辨析。“唯乐不可以为伪”。重视诗的音乐性 ,即重视诗的抒情性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明末清初中国文人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中，有不少中国文人由于种种原因东渡扶桑，在形成一次移民浪潮的同时，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向日本进行文化传播的高潮。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文人在儒学、教育、史学、文学、武术、建筑、书法、绘画、医学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明代会同馆职能考述

会同馆是明朝政府设立于京师的中央客馆。它不仅是接待外国和边疆民族使者的场所,也是明朝与四方使团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和进行外交活动的主要场所。会同馆活动是明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接触并了解的重要渠道,有力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论明代中晚期商妇的社会地位

学界普遍认为明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明代中晚期的商妇作为妇女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的地位并没有一般学者认为的那样低。对传统贞节观念的挑战,通过参与商业活动提高经济地位,通过相夫教子提高自己的名誉,并由此引发当时的人们对于男女平等问题的思考,是明代中晚期商妇地位提升的具体表现。晚明男女平等的观念的提出,与明代中晚期商妇社会地位的提升有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