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经历”与幻想记忆——藏边社会民间叙事研究

民间叙事有两类文本,一种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文本,一种是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对一个族群而言,两种文本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记忆。本文以保安族民间叙事为例,探讨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关系,尤其从族群民间叙事角度重点探讨社会创伤事件如何进入文学文本,或者说文学文本是如何"消解"或表达社会"创伤经历"的。     

英雄不好色——秉烛达旦、关斩貂蝉的民间解读

在关羽故事的传承变异过程中,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为不见于元明文人叙事文本,而屡见于民间叙事文本的两个故事。通过对这两个故事的分析可知,民间叙事叙写的目的是为突出关羽坐怀不乱、不好女色的形象,其背后体现了民间叙事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和感性精神,同时也反观了文人叙事的理性精神。     

古代传说文本叙事特点——以刘三姐传说为例

民间叙事有其固定的叙事模式,体现为叙事母题的不可随意更改和结构的稳定性,具有叙事的“本真性”特点,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民众真实的生活。以刘三姐传说为例,在古代文本被整理、记录的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民间叙事文本中被加入记录者隐藏的叙事,目的在于重塑与民间叙事不同的话语权,表达自己的声音。因而在叙事文本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叙事、话语和声音。     

重复叙事的意义--以民间童话为例

重复叙事是民间童话惯用的叙事方式.它的运用与儿童的认知心理和审美习惯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重复叙事突出了结构的功能,使文本本身成为超越现实的游戏空间,使时间变成永恒,使生命重享宁静的片刻.重复叙事是人们对存在象征性的超越.     

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对村史的叙事

村史文学的发生历史可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舍巴日》的民间叙事性言述

《舍巴日》是孙健忠后期小说创作之代表,也是他热衷于表现湘西土家族神魔艺术的佳作。文本内多处使用湘西方言俚语、濒临消失的土家族语言,集中展示土家族远古神话与传说,为民间叙事提供丰富素材。在创作手法上,他巧妙地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俯瞰全景,并采用说书式的自由叙事方式及边缘性的叙事姿态,书写土家族的民族性与民众心性,让《舍巴日》成为具有审视民族心理、阐述时代变迁、批判民族劣根性的民间叙事佳作。     

非洲民间口传叙事的基本形态及文化内涵

民间口传叙事是文学尚未进入作家创作阶段的早期状态。非洲文学具有长期的口承传统,无论北部非洲还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地区概莫能外。地处北非的古代埃及口传叙事繁荣昌达,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韵文体的世俗歌谣、宗教颂辞均有文本传世;黑非洲地区历史上没有民族文字,文学上只存在民间口传形式。非洲大陆的口传叙事历史文化容量丰厚、思想艺术影响深广,具有无以替代的社会价值和审美张力。     

中国古代英雄诞生故事与民间叙事传统——以岳飞出身、出生故事为例

中国古代英雄诞生故事中的模式化、传奇化叙述,呈现出鲜明的民间风格。岳飞出身、出生故事实证了在中国古代英雄传奇诞生故事中,存在着史诗化的“奇生”母题。受“奇生”母题影响,在表层叙述体制上,呈现模式化的民间叙事特征;从深层文化背景上,体现出民俗信仰、民众观念等复杂文化因素的影响。英雄诞生故事,从叙事方式、文化背景两个方面,体现了民间传统对叙事文本的影响。     

蒙汉文化交融的社会记忆——以辽宁阜新地区的巴拉根仓故事为例

分析了辽宁阜新地区巴拉根仓故事的蒙汉文化交融的文化特质,巴拉根仓故事中体现了蒙汉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的交融,该故事是一部口述的生活文化史记录。密切关注巴拉根仓故事滋生的空间,还原故事生成的文化语境,民间口承叙事往往成为该地区相应风俗的直接注脚。在习俗化的作用下,民间口承叙事与民俗生活水乳交融地循环互动,习俗化是连接民间口承叙事与民俗生活的纽带。故事文本成为特定区域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记忆。     

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对村史的叙事

村史文学的发生历史可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范玮先锋小说创作论--以《穿过苹果树的月光》、《鸡毛信》为例

聊城青年作家范玮的先锋小说创作是一条行不由径、履险出格的实验之旅。他受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幻想文学”影响很大，致力于非现实梦境的营造、叙事迷宫的构建，小说魔幻色彩浓郁，充满了形式主义的游戏精神。范玮多方面借鉴了博尔赫斯的叙事技巧并有所创新，其呈现出断裂性和非逻辑性的文本给读者创造了解读文本的多元选择。范玮小说的主题是对现代人的精神境遇和生存困境的深刻揭示，折射出世界本身的开放性和丰富性。     

俗曲“新闻”及其书面形式——以傅图所藏俗文学资料为中心

傅图所藏清代乾隆至民国初期的俗曲唱本资料显示,俗曲中“新闻”一词的“新”重在强调新奇而不是新近发生。作为一种俗曲文类,“新闻”以其叙事性和取材于民众生活的现实性而区别于其他俗曲。俗曲“新闻”除表现为口传作品之外,还表现为书面形式的文本（唱本）。俗曲唱本因为其音乐性而特别适合需要把文本还原为有声语言才能理解的基层民众。以俗曲唱本为代表的民间书面传播方式的广泛流行,同时伴随着庶民阅读的兴起,这意味着民间传播环境的重要变化,而这种业已改变的传播环境可能就成了近代报刊发挥作用的有利条件。     

叙事视角、互文性与文本意义——以川端康成《雪国》中驹子弹琴为例

互文性分析与叙事学分析一般无实质性交叉.互文性理论强调的是文本意义取决于同其他文本之间的阐释关系,但从叙事学角度看,这种阐释关系只有通过特定文本的内在形式结构才能够具体实现.川端康成《雪国》中驹子弹琴的情节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由于小说通过焦点人物岛村主观视角的叙事是“不可靠叙事”,作为文化符号的驹子所弹曲目,在不可靠的“假故事”和在“假故事”掩盖之下的潜故事中,其含义大相径庭.此典型样本的细节分析,可以视为对互文性关系的叙事学解释.     

接受美学视域下《李尔王》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研究

接受美学是一种强调读者地位与作用的美学理论,在解读与赏析文本中可以拓宽研究的视角,更深层面地挖掘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基于接受美学视域对莎士比亚经典戏剧《李尔王》的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进行阐释,从作品情节、人物命运、叙事语言、叙事风格、意象、宗教色彩等方面力求突破文本限制与障碍,以期让独具魅力的经典作品焕发新的生机。     

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的认知叙事学阐释

在阐明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心理叙事、内心独白和心灵对话、多重聚焦、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交织等叙事特色的基础上,利用了一个基于及物性分析理论和文本世界理论的认知叙事学理论框架对小说的以上叙事特色进行分析,发现及物性分析确定叙述对象,叙述者角色是理解内心独白和心灵对话的线索,文本世界指示转移和心理时间引发的文本世界套层和转移是读者与文本互动的关键,为意识流作品读者阅读过程的认知做出了新尝试。     

高起点的叙事文本——《最蓝的眼睛》艺术特色解读

《最蓝的眼睛》以现实主义艺术为主导的同时,又广泛吸纳和融合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描写手法、结构章法和叙事策略,体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上继承、发扬和创新的精神。这部小说具有＂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艺术特色,是作者小说创作道路上一部高起点的叙事文本。     

汉民族古典作品的影响与南方少数民族歌谣的生成

在南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有大量根据汉族古典作品编成的歌谣.这类歌谣的生成,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表层次是外来文化之价值与接受主体的文化需求相契合,深层次则体现了少数民族口头艺术自我更新的必然.     

霍桑小说中的宗教叙事伦理

宗教叙事伦理以宗教传说与宗教教义作为潜在的叙事资源与创作题旨,是宗教伦理形态在叙事文本中的具体描摹。霍桑借助原型叙事力图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寻找宗教伦理价值的回归,表现了作家应有的道德责任。     

革命·战争与性别叙事——延安时期丁玲的女性主义创作

自1920年代初登文坛,丁玲便坚持由女性视角出发对社会问题进行剖析.1936年进入陕北根据地后,投身于革命组织的丁玲并未忽视对女性经验的体察.抗战时期逐渐形成和完备起来的新政权与女性主义叙事之间的纠合,使作家的性别叙事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维度.本文将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对丁玲在延安时期富有深刻性别意味的作品进行考察.     

《边城》的传奇叙事——兼论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中国经验”

传奇是中国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模式与传统之一,也是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生成、发展的最重要的"中国经验"之一,本文即试图据此阐明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说《边城》是一个传奇;二是《边城》作为传奇叙事的基本模式是什么;三是《边城》传奇叙事的生成背景与动因,以及其中传奇叙事传统作为"中国经验"对现代小说叙事以及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