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前期小说的浪漫主义

巴金是否曾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前期（1）小说是否是浪漫主义作品？对这个问题，三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评论过。最早提出《灭亡》中的壮大心“是著作者理想出来的”，是俞珍华于1930年4发表的《灭亡》（2）。1934年4月，王淑明在《新生》门’一文中，认为巴金作品，“包含着不少罗漫气氛”。同年7月，王淑明在《萌芽》’‘’一文中，明确指出，巴金在创作《萌芽》之前，其作品“都采取浪漫主义手法”。1935年4月，日本冈崎夫发表《在日本的中国文人·巴金》‘’‘，认为“巴金是在中国革命文学舍弃浪漫主义而开始走新现实主义的路之后，…     

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与则鸣同志商榷

则鸣同志的《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载《社会科学》80年第2期)反对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指责它导致唯心主义的产生,其论据是不足的。下面谈谈我们的看法。 “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这个命题是否正确?我们的观点是和《驳文》截然相反的。关于什么是实践,《驳文》说:“有人要我们来回答什么是实践,如同要我们来回答‘什么是吃饭’,‘什么是穿衣’一样地     

怎样理解“劳动创造了美”

在近几年的美学问题讨论中,有不少论者提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创造了美”,如,有人说,马克思提过“‘劳动创造了美’,这说明《手稿》认为劳动可以创造美,美是劳动创造的”;也有人说,“所谓‘劳动创造了美’,是从美的产生的最后的终结的根源上来说的。”如何理解才符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也释龚自珍《尊隐》中的“山中之民”——兼论龚自珍早年的革命思想

《尊隐》是龚自珍(1792—1841)自称其少年时所作之“高文”,素称难读;而“山中之民”则是《尊隐》中的中心词语。搞清“山中之民”的实在含义,对读通《尊隐》和正确评述龚自珍早期思想,关系很大。关于“山中之民”的含义,学界迄无定论;对《尊隐》所反映的龚自珍思想,因而也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指的是农民,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把希望寄托于农民”的思想。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是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只把扫荡黑暗、促进未来社会巨大变化的希望寄托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人才’身上,那些‘鄙夫、皂隶’们是没有份的”思想。有的认     

“无”“无名”“无物”不应释为“无名之物”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文章(下边简称《论老》),说老子哲学中的“道”是“物质”,其重要根据,是认为“无”、“无名”,“无物”都是“无名之物”的意思。我认为把这三个词都解释成“无名之物”是讲不通的. 首先分析“无”字.《论老》引了《老子》书中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老》分祈:“在老子这段话中,‘有’是‘有名’的略词,是指‘有名之物’。‘无’是‘无名’的略词,是指‘无名之物’。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我认为这样理解是讲不通的。题问在于这句“天下之物”中的“物”字,是有名的物呢?还是没有名的物呢?如果是有名的物,那么这句便是:天下有名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前面说“有名之物”是从“有名之物”中产生的,后面又说“有名之物”是从“无名之物”中产生的,这个“有名之物”究竟从何而     

是实质之争,还是语词之争?——读赖金良同志的一篇文章有感

一《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刊载的赖金良同志的“是不可知论,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在作者看来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 “人能不能彻底认识世界?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是不是不可知论?这个问题, 好象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因为多年来,在哲学家的讲台上和书本里,都是这样讲或这样写的:‘不可知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否认人们能够认识世界,或者至少是否认人们能够彻底认识世界。’我却认为,这个‘定论’未必正确。把‘否认人们能够彻底认识世界’和‘不可知论’混为一谈, 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里被作为”背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典型言论加以引证的一段话,赖同志特别注明引自李达的《辩证唯物论大纲》(陶按:赖同志把书名写错     

何谓孔子之道?

<正> 何谓孔子之道?《论语》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有这么一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里仁》)孔子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他的道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指出这道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曾子的回答倒是颇为具体而自信。由于曾子的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曾经得到孔子的认可,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怀疑,认为曾子之说未必妥当,概括孔子之道的不是忠恕而应是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仁”的学说贯穿着“中庸”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忠恕固然不能概括孔子之道,仁也同样不能。     

师复的姓

《中国近代哲学史》(侯外庐主编)一书提到:“1912年,王师复在广州组织‘晦鸣学舍’……,1914年,王师复又在上海组织‘无政府主义同志社’”(见该书436页)。根据有关资料证明,这个人并不姓王,而是姓刘。刘师复,广东省中山县人(1884—1915),二十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同乡,后来参加了晦鸣学舍和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并在刘的身边工作多年的郑佩刚在《师复年谱》及回忆中讲到,师复原姓刘,名绍彬,字子麟,庠名绍元。1912年留学日本时,与郑彼岸、莫纪彭三人署名发起     

“合二为一”是辩证法的综合方法吗?

柯阳同志在《光明日报》七月三日发表的《关于“一分为二”的对话》一文中说:“把一个统一的事物分为两个对立面,这种方法就是分析,就是‘一分为二’。而辯证法的综合就是‘合二为一’。……所以‘合二为一’,即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两个对立面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识”。“这样一种认识方法可以概括为‘合二为一’,因为这是结合两个对立面成一个统一体来认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社会改革的利器——读巴金的《随想录》

社会改革的利器──读巴金的《随想录》胡中乐巴金１９７４年９月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１９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随想录》是巴金翻译《往事与随想》的“副产品”。...     

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一近几年来,关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爭论颇为热烈。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用‘以太’代替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所说的‘气’”;有人说他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以太’与‘心’、‘识’性质相同”;最近,又有人认为谭嗣同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他用‘以太’的普遍性质和客观性质来解释自然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当他用‘以太有知说’来解释意识现象的时候,走到了庸俗的物活论,并通过灵魂不灭说而达到唯心主义。”因此,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前面而不谈后面,说他是‘杰出的唯物论者’;也不能只看到后面而不顾前面,说     

“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两个过程”是毛泽东同志对近代史基本线索最重要、最完整、最确当的概括,全部“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必须坚持以“两个过程”而不是其他意见作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此,笔者有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并未用“两个过程”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所谓“两个过程”,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以下简称原文)中的这样一段话概括出来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     

谈分析与综合——与李泽厚同志商榷

看到李泽厚同志发表在《文史哲》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的文章——《康德认识论的提出》,使我很受教益。但是我对文章中所提出的关于分析与综合的一些论点有不同看法,现在提出来就教于李泽厚同志。李泽厚同志在文章的“‘综合’是吃掉对象、改造对象”一节中,提出了“‘综合’比‘分析’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和“综合作为认识基础”的论点。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关于分析与综合两种方法在认识论中的意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     

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

“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如何理解“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对于这个范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上刊登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以下简称《释义》)提出:“从本体论意义看,‘社会存在’相当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及人所改造的、人的肉体之外的自然物;而从现象论意义看,‘社会存在’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是故作谦虚还是“夫子自道”?

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说的一句话又被引用起来。那就是:“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何有于我”应怎样理解,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见于《十三经注疏》本,认为那是表示“不难”之辞。另一种见于朱熹《四书集注》,认为那是表示“不敢当”,是“谦而又谦之辞”。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这些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光明日报》1978.7.18《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更早则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又有人译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即“这三件事我都没有。”(王力《古代汉语》1978年重印本,更早则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两种解释恰好相反。     

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

<正> 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88年第1期发表王学典文章评述“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主要回顾了解放以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认为“我国建国后,几乎所有重大史学争论,基本上都环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关于‘历史主义’和‘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主要就是为回答历史创造者问题而发生的。前者,首次提出要‘历史地’看待历史创造者问题:后者,则企图重新认识封建社会历史创造者问题。近年来,黎澍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日本之行:巴金创作思想的重要转折点

1934年11月,巴金到了日本,先在横滨,后到东京。1935年8月离东京回国。日本之行,前后近10个月。在日本,巴金写了短篇小说《神》、《鬼》和《人》(曾名《东京狱中一日记》),童话故事《长生塔》,散文、杂感集《点滴》等。通过文艺创作,巴金对日本社会进行了研究,对中国现实进行了反思。日本之行,对巴金的创作思想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他前期浓重的个人哀愁趋于淡漠,无政府主义思想得到反省,新的朦胧的希望已经产生,创作的倾向有了变化。     

巴金研究:现状与问题--李存光学术访谈录

巴金是我国目前在世的最后一位现代文学大师。本访谈约请著名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先生,从六个方面对巴金研究的现状和突出问题,做出了全面、深入的评析。这些问题,既涉及到诸如对巴金研究现状的总体评价,巴金研究的资料、方法与学术机构设置等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更深入到诸如“家”文化现象与巴金的“国”“家”观,巴金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随想录》的历史评价与巴金的人格,巴金作品语言的艺术性等巴金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具有较强的总结性和前瞻性。要言不烦,深入浅出,既不随波逐流,又不回避问题。对于推动当前的巴金研究进一步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