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语”到“对话”: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生命共同体

新维多利亚小说有意识地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叙事背景,绝不是对那个时代的简单回望、怀旧甚至重复,相反表现出比维多利亚小说更加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选择人性背后的兽性或动物性作为叙事的生命支点并非偶然之举,这本身意味着新维多利亚小说内含丰富多元的自然基因、生命档案和生态意识,同时应该承担更多更大的生态使命。借由塑造众多独特的“人化动物”、“人兽一体”和“半人半兽”等动物化肉体形象,新维多利亚小说努力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建构全新的对话性乃至主体间性生态关系,消解人和动物之间生命意义上的失衡、失范与失语,从而建构另一种富有维多利亚时代色彩的“生命共同体”。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一个关乎道德与伦理的评判准则——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标尺”模式述评

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立足于道德与伦理层面的深入挖掘,以一种评判标尺的维度展开对人性之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等相关伦理层面的探讨,在类型叙事学的意义上形成了一类特殊的主述模式表达——“标尺”模式.文章着眼于对该主述模式的基础叙事逻辑“抉择+纠结”、伦理价值指向以及正反角色担当等多个重要向度加以系统论证,研究过程本身也彰显出“标尺”类叙事所特有的叙事深度及其在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所具备的独特价值意义.     

须一瓜小说中都市家庭“人性”叙事之探

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因其独特视角与叙事,不仅受到文学界持续增温的关注,同时也随其作品受到影视界青睐而改编的成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须一瓜小说叙事核心重在对都市家庭“人性”的深刻呈现。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一是用全知视角呈现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家庭空间中被异化的“人性”;二是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尝试改写家庭内涵以修复“人性”;第三类综合前两类,采用固定式内聚焦追问匮乏的“家庭英雄”,由此敞开“人性”中的“神性”光辉。须一瓜的小说视角与艺术,无疑丰富了文学中关于家庭伦理场域中的“人性”叙事。     

乡土之上的生命原色--- 读葛水平的中篇小说《 甩鞭》

葛水平的中篇小说《甩鞭》通过“原生态”的叙事,展现了山西太行山区乡民们生活的残酷与艰窘。淳朴的乡村风俗描写以及对隐含在乡村风俗背后的人性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揭示,使作品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人性之恶的潜隐与幽深——读李浩《一只叫芭比的狗》

在诸多“动物叙事”类型创作中,李浩的小说《一只叫芭比的狗》可谓独树一帜。这恰恰在于其对人性的深度批判,特别是对人性潜隐层面与复杂性的深刻把握与揭示。透过作品,更能体会到作者对于爱、虚伪、残忍与虚荣等的淋漓尽致的展现,这种勇气与决心着实让人钦佩。当然,作品也偶尔会呈现出情节略显单薄、思想负重过大等层面的表征与不足。     

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与生命意识的兴起

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逻辑发展线索,中国当代思想也没有发展出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伦理观。但在当代生态文学的创作中,上承鲁迅、巴金等现代传统,又感应于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动物叙事中出现了视动物为伦理主体的自觉的生命意识,这一意识的出现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     

从神坛走下来的革命党人 ——论田汉话剧的辛亥革命叙事

田汉的辛亥革命叙事聚焦于革命语境下普通人身上的人性光辉。这具体表现在,内容上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揭示“革命性”与“人性”在革命党人身上的矛盾统一;思想上通过描绘“残缺”现实与“完美”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升华出“为幸福而死”的革命哲学;艺术上围绕“人性”这一主旨完成了对民初以来革命叙事模式的突破和转换。田汉将革命党人“拉下神坛”的创作实践,代表了“五四”之后创作观念上的时代转向。     

温润地铺叙日子和灵魂——评铁凝《笨花》叙事艺术

铁凝《笨花》叙述与表达,以第三人称和“第三性”为叙事视角,从生活化叙事结构和意象叙事系统中,探测人性结构的大美,并以结实、简朴、准确、温润的叙事语言完成小说“辐射法”和“嵌入法”的叙事行为,从而形成作品冲淡温润的艺术风貌。     

现代性多层叙事的意义

在《孔乙己》中,文本叙述者是两个不同的“我”进行的多角度多层次叙事,一层是表面叙述孔乙己的故事,另一层是潜在的自我心理流程的揭示。作者赋予文本丰厚而深刻的审美内涵,表达出哲学寓言层面的象征意义,具有强烈的反省抒情意味,表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体意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审视。其叙事机制的现代性代表了五四作家对小说叙事模式的探索。     

对自然人性的多向度追寻——论迟子建小说中底层形象的精神意蕴

对自然人性的追寻是迟子建小说底层视阈中的一个独特视角.对人的生命旅程中的“底层”时段——童年与老年的生命与精神内蕴的思考是其探讨本真人性的首要视点,对处于人生境遇“底层”的畸异人物人性光辉的书写、对不受病态文明袭扰的原始生命力的描述则是对善与美的人性本质的深切探寻.作家赋予底层形象的这种精神意蕴,启迪我们思考自然、生命和人生的意义.     

生存的“游离”——高长虹小说《游离》存在主义解读

小说《游离》通过主人公“我”个体生存空间、身份认同和情感世界“游离”的叙事,书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命存在形态。对“我”身体在太原与北京、家庭与社会等居无定所生存空间的叙事,揭示了个体因空间“游离”而产生的生存感受与生命体验的一种“游离”形态。对“我”“平民”身份、“智识阶级”身份认知和内部自我感知的叙事,表达个体外部身份认同的“游离”和内部自我感知的分裂。对“我”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叙事,表达了个体情感世界矛盾而复杂的“游离”状态。     

生命的叙写：《厚土》民俗纠葛情节的艺术展现

李锐的《厚土》聚焦吕梁山,借助民俗纠葛,展现民众的生存困境。《厚土》民俗纠葛情节的运用注重地域性与普泛性,往往把地域、时代的特性与人性、传统文化的共性相结合。《厚土》在构建故事、塑造人物,展现民间生活时采用了情感叙事和生存叙事两种叙事策略,并且共同构成了李锐创作的完整叙事体系——生命叙事。李锐借助民俗纠葛情节,实现以上叙事策略的同时,始终不忘对底层人物的生存、命运、人性、文化的深切反思,使作品具有突破地域的文学永恒价值。     

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的人性话题

＂人性＂话题一直是文学批评与美学的重要论题,然而历来的讨论对人性的＂亲生命性＂较为忽略。文学批评中＂人性与兽性＂话语的运用存在误区。人性是多层次的,兽性也是多层次的。从生态视域看,＂亲生命性＂是人性的根本内涵,关爱人的生命,关爱动物的生命,关爱一切生命,特别是关注生态境遇变迁中的人性美与丑,是我们的责任。     

论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小说的巫性书写

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后期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神秘巫性色彩的小说,其致力于原始信仰的诗意表达和自然生命力的彰显,人神合一、人与动物神秘互渗、野性生命、本真人性、生殖崇拜等种种土家族巫文化元素渗透于作品之中,其巫性思维下的叙事方法则带给读者神秘的阅读体验。     

喧哗与骚动中的成长危机--论“文革”童年叙事的人文反思

在由“五四”发端的现代童年书写进程中,集中而深刻地表现童年成长危机的是以“文革”为历史背景的童年叙事。这类书写立足于个体意识和生命意识,着意于揭示童年生命在无理性的政治喧哗的历史年代中的成长困境并凸现其内在的骚动和迷乱,从一个天真而又不乏智性的维度深入拓展了关于“文革”的历史反思和主体生成的道德与人性关怀层面。     

中国新时期作家与福克纳

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文学天地影响了中国新时期小说的现代转型和审美风貌.对传统乡土根基之淳朴、野性、雄强的生命力和自在、自由的生命状态的认同及对其隐藏的负面、反人性的文化之恶的省察构成了新时期作家与福克纳在乡土之根评判上的辩证审视取向,他们对现代工具理性侵袭乡土和腐蚀人性的书写亦具有同构性.福克纳小说的感觉诉诸、意识流独白、多角度叙事等现代派表现手法对中国新时期作家文体观念的重构和文体叙事的创新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基于中国文化和语境的视野和经验,中国新时期作家的主体性选择使其在对福克纳作品借鉴、接受过程中存在着变异和改制的衍化,逐渐形成了兼具“中国气派”和“现代性”审美质素的文学景观.     

重写乡绅的维度与限度——论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乡绅叙事

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中,乡绅叙事有一条完整但又明显裂变的发展线索,而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乡绅,无疑是乡绅叙事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在近40年的重写实践中,重写乡绅主要有四种维度,分别是“故事化”“道德化”、重述历史以及人性剖析,不同的重写维度丰富了乡绅叙事的整体面貌。不过,重写乡绅也存在明显的限度,一是历史观念上的偏至,二是乡绅形象塑造的问题,三是缺少足够的审视与批判意识。事实上,重写乡绅并没有完成,它最重要的命题不是别的,而是书写乡绅身份下的个体生命,以及他们沉潜着的人性世界,也即心灵的世界。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论小说实行生命叙事的意义

生命叙事是以生命为主体的叙事,它把对肉身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的精神境界。生命叙事是对生命现实的反思,它把叩问人类心灵的意义、慰藉和照耀人类的心灵作为自己的使命。生命叙事既要切入个体的生命体验、又要超越个体的生命体验,其最终的目标是催发、振奋人的蓬勃强健的生命力量。生命叙事应该成为作为“人学”的小说最基本、最重要的叙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