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秩序:汉代“天”的重新建构与社会秩序的论证

传统观点将秦亡汉存归于秦不懂文武并行,汉代统治方略的改变保证了王朝的长久。但这些讨论没有揭示出深层次的原因,即对此的本原性论证。汉代统治者认识到军事力量和法律的不足,知道了教化的重要性,即人们从内心接受其统治,这就需要对采纳的统治方略进行本原的论证。传统的观点均认为汉承秦制,其实汉代承袭的只是秦朝的政治制度,汉统治者认识到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其他社会秩序的协调,其他关系的伦理也会对政治秩序的伦理有影响。为了教化民众,汉代需要论证君主专制、社会秩序以及秩序伦理等的合理性,论证任务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在抬出先秦的“天”时,赋予了其神性、义理、自然等多种性质,三种性质是混沌的。“天”既论证了君主专制,同时也论证了君臣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存在的拟宗法化性质以及对君主权力做出了限制,从而保证了汉室的长久存在。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医疗数据利用的“领域法”规制路径

医疗数据与人类生命健康保障紧密相连,分立的部门法律规制难以对医疗数据利用中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调整,无法满足公共卫生信息利益平衡要求。应重视以医患利益平衡原则、生命健康权优先原则、个案审查原则为基础,确立医疗数据利用的“领域法”规制路径：通过医疗数据公法秩序与私法秩序的一体多维建构,以及医疗数据权利冲突实体平衡与程序预防的有机结合,应对医疗数据利用中患者个人信息与公共卫生信息的利益协调问题;通过医疗数据影响评估制度建设和特别法授权性规范设置,解决医疗数据利用中一般法审查规制较难应对个案差异化需求的困难,以及医疗数据本地化义务中一般禁止式调整方式难以满足跨境疫情防控要求的现实困境,为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提供数据法治支持。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以孝治天下":晋汉承继损益研究

汉“以孝治天下”,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指导思想,将家庭家族伦理道德作为入仕的基本条件,将维系血缘关系延续的尊卑贵贱之礼改造为巩固统治政权稳定的等级秩序。司马氏父子完成魏晋更替,并因袭汉帝国的社会控制方式,“以孝治天下”。历史再次证明：汉代选择并加以改造的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和巩固的有效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充实成长,其理论性和实践性与现实政治更加紧密结合。     

资本暴力、深绿色宗教与贵生思想 ——对《洪水之年》的生态批评解读

阿特伍德的《洪水之年》以现实主义基调设想了未来美国“技术滥用”与“资本暴力”相结合的后人类语境,凸显了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张力,再现了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暴力与“公司警”统治的僵化所带来的物种灭绝与人类灭绝的生存危机。文章以生命哲学为视角,剖析了小说中的环保主义宗教组织“神之园丁”对传统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生态观的调整与矫正,指出小说借“亚当第一”的布道与园丁们的生态实践,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与戕害生命的僵化本质。文章认为,小说颠覆了原教旨主义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准则,写出了深绿色宗教的实施路径与内在机制,引导读者以“生存第一”和“敬畏生命”为原则,抵制资本暴力,尊敬所有生命的固有价值,以重返简朴、有益于生命的生活模式,保护人类与非人类生命。     

汉代统治阶层对民间信仰的限制和引导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     

魁奈的方法论及其理论意义

一魁奈是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的方法论与他的“自然秩序”世界观紧密相连。他的经济理论也是以“自然秩序”为基础。魁奈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没有原则性区别,它和有机体一样,既有健康之日,也有患病之时,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而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的基本原则是农业资本家指导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直接的生产     

重建生态平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

工业现代化的推进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蔓延全球的生态困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它迫使人类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自己的历史和未来进行认真反思。社会生态论者认为生态难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应用引发人地关系的对抗,只有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以人为本＂,转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和技术理性统治形式,才能够重建社会生态平衡,进而重建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精神生态论者认为精神价值的消解引发自然生态失衡,只有通过精神自由的回归重建精神生态平衡,才能够推进个体生命秩序与自然生态秩序的辩证契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是辩证有机的＂生态大系统＂,同时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可贵思想资源。     

智能环绕：数字健康与劝导技术的伦理审视

智能环绕的生活形态引发了认识问题、实践问题和道德问题,一种虚拟的数字健康道德出场扩展了人类道德领域的边界,作为家长主义的劝导技术从“硬劝导”走向以人类福祉为目标的“善劝导”,并没有改变数字健康及其劝导技术的资本逻辑本质。数字健康存在身体数据隐私泄露和对生命伦理的冲击风险,数字健康与“有意义”的生命伦理之间的嫌隙跨越需要依赖于人的有意义的现实实践活动。智能环绕的生活场景和健康监控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撑,也需要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必要辅助,但这种支撑和辅助需要以人类健康自主权和“有意义”的生命伦理为前提。数字健康与劝导技术仅是健康数字化和可视化的工具,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全部事实。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规则统治的法治主张     

基因技术、自然与社会失序 ——“敬畏生命伦理”视野下的《羚羊与秧鸡》

《羚羊与秧鸡》虚构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极权政治、商业文化与技术垄断相结合的恶托邦后人类社会,精细地再现了多元的人性、技术垄断与个人意志的碰撞、后人类社会的社会失序与人为的自然秩序失衡、精神贫困与技术风险。通过毁灭性基因工程所触发的末世景象,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人类对现代技术的深刻欲望与恐惧,折射出由人性的恶、大公司的资本主义利润追逐与技治主义、个体与社会的精神性之扭曲、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风险社会。文章通过小说家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探讨了“技术伦理的发展”滞后于技术自身发展的问题。现代技术在具体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中运行,它的存在本应是服务人类而非辖制人类。借助于“敬畏生命”伦理,启迪读者正确把握人类在与社会、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定位,以比较完善的生命伦理原则来矫正后人类社会的缺陷,建构“以自然为中心”“以生命为中心”“诗意地栖息”的人类社会。     

汉儒思想的现代诠释

汉儒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其内在的哲学-文化价值的认识仍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汉代儒学具有深层哲学价值和意义,富有深奥的文化意义和发展变化的活力,不能仅仅被当作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汉代儒学综合其他各家思想,成为被官方和大众所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汉代儒生们一直以来为这样一个矛盾所困扰,即他们珍视的“大一统”、“太平”和“大同”世界中的“人性至善”理想与森严的帝国体制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他们一边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保护和教授传统的道德理想,一边努力倡导改革秦朝法治统治传承下来的帝国体制。     

误判“反语”的几种情况

反语,是一种很有表现力的修辞手段。但在中学修辞教学中,反语的界域模糊,误判层出,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误把讽刺当反语 (1) 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破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友邦惊诧”论》) 《中学语文教学》1988年第3期《<“友邦惊诧”论>教学设计》中说:“‘秩序’和‘文明’用的是反语修辞方法,‘秩序’等于‘反动统治’,‘文明’等于‘野蛮’。”按:反语通常叫作说反话,它应有表里两层完全相反的意思,它要求读者(听者)必须从字面意义的反面去理解。拿这个定义来衡量,可知“秩序”和“文明”均非反语:“秩序”是“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现代汉语词典》),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同“反动统治”构成反义关系;“文明”虽与“野蛮”是一对反义词,但我们却不能将“文明”理     

论孔子“和”的哲学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围绕着如何建立和维持“和”的秩序,发展了关于“和”的哲学、“和”的道德、“和”的治国(管理)思想,构成了完整的“和”的思想体系。孔子的“和”思想最能说明这些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     

科研与非典赛跑

非典型肺炎(又称SARS),是人类从未遇到过的疫病。短短几个月,非典病毒就从中国广东、香港地区扩散到中国北京及周边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美国、加拿大等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病毒感染的人数逐渐上升,被病毒吞噬生命的人天天都有。截至2003年5月6日,全球非典型肺炎患者为6727例,死亡478例,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已增至32个。非典病毒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侵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人们呼唤科学,生命呼唤科学。中国、亚洲、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已经紧急行动起来了,他们正在与非典病毒争分夺秒地较量和赛跑。揭示非典的特性4…     

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历史反思

自汉代以降,儒家“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逐渐演化成为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措施或施政行为。纵观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施政历史,不难发现,以“孝”施政在巩固封建皇权、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统治秩序的同时,也给封建社会带来了政治上或道德上一系列不良的社会现象。这些涉及朝廷人事铨选、司法刑律、官德伦理以及孝教训民方面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产生,表明封建国家“孝治天下”施政原则有其严重的政治弊端与道德缺陷。     

秦汉治道的形成及其社会心理依据

秦汉统治体制的嬗变历程正是统治者调整专制与民心关系的过程.从体制上说,汉代的体制实际上是先秦"周道"与"秦道"的综合与创新,从社会心理上看,汉代的专制统治形式更加符合民意.正由于在汉代专制统治与民意之间初步达成了这一协调,这才使汉代开创的统治体制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     

“华夷秩序”论

本文探讨的,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华夷秩序”。这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至汉代,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此时的“华夷”秩序尚处于雏形阶段。盛唐雄强一时,文明璀璨辉煌,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华夷”秩序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宋代中华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向外传播,“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华夷”秩序终于具备了清晰的外缘和日臻完善的内涵。此后国运衰微,直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帝国沦为半殖民地,这个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剖析昔日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对于今天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构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合作、进步的世界新秩序,实有必要     

生态文明与民族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马、恩对“统治”、“支配”自然的问题提出了最深刻见解 :“统治”自然的任务应是“控制”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 ,不让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人类本身 ;人对自然的“支配”只意味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有意识的“控制” ,是以对自然的尊重、爱护为前提的利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民族边疆地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地区 ,处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交替的不发达状态。建设生态文明 ,发挥后发优势 ,能够突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发展模式 ,实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跨越式发展。民族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既是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态屏障 ,又是该地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物质保证 ,对这一地区脱贫致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关键的意义。生态文明理念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其培育工作必须从基础抓起、从基层抓起。领导干部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发展作为先进生产力的生态产业 ,对实现民族边疆地区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