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并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并且决定政治国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思想史上 ,黑格尔终结了传统哲学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等同的理论观念 ,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 ,他对市民社会的性质、特征及其基本原则的阐释 ,以及对市民社会与家庭、国家关系的分析 ,不仅树起了市民社会学说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而且“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切入点。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他是在对洛克和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中走向了唯物史观的道路,科学阐明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其理论对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点的三重维度及当代价值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只是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借用费尔巴哈主宾颠倒的方法,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简单的逻辑否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需要从一个宏观的历史发展视角去把握。除了从历史发生学的维度理解马克思以时间在先的逻辑层面提出的这一观点外,还应该看到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需要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从研究成果和思想发展的维度去解读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的内涵,以及这一观点背后所蕴含的哲学思维对指导处理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他各方面发展关系的价值所在。     

"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是近代西方以来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并对市民社会的性质、特征等作了详细的阐释,竖起了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市民社会"思想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创立了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市场社会的本质;马克思之后,市民社会理论又有所变化和发展.     

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国家学说的发展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关于国家的学说，存在着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然法理论的对立，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二者并超越二者，但他把国家视为市民社会与家庭组织的本质、目标和真理。在马克思之前，国家被看作代表伦理要求、最终目标、普遍利益的、永恒的、能动的组织机构，而马克思则视国家为工具性的、代表特殊阶级利益的、从属性和过渡性机构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列宁《国家与革命》再讨论

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取代黑格尔哲学的伦理因素,创立了自己的社会管理理论。他认为必须铲除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但同时又必须保留并改造市民社会,以之作为新的社会有机体、社会立法以及管理的源泉。由于没能看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列宁忽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别,忽略了马克思的社会管理理论。列宁还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在《国家与革命》中想象一种无差别地对待不同人的严格的机械化社会编制形式,以代替市民社会,充当社会立法和管理的源泉。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及其对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启示

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关于国家理论的重要论点.马克思用批判的思想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辩证唯物历史观.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市民社会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本文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主要思想进行了介绍,并对我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做了总结,最后就今后如何培育我国市民社会做了一定的探讨.     

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法治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揭示了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认为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和法的关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推动法学研究和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的谱系——从霍布斯到马克思

自霍布斯以来,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的对立,第二阶段围绕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展开。洛克试图用市民社会来替代政治国家,此举遭到了卢梭等人的强烈攻击;黑格尔试图确立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优先性,但却忽视了市民社会的政治属性;马克思最终深刻地揭示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因此开拓了法律与管理的新领域。     

从“社会”语义变迁看马克思“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深刻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离不开对“社会”语义的历史考察,事实上,独立完整的“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典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共同源头,工商业活动的扩展造成古典共同体的分殊化,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之分。黑格尔从苏格兰常识学派那里转译的市民社会概念抽空人类秩序的应然性规范,突出群体生存生活的实然性纽带。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满足人类需要的设定,悬置“社会”的商业交换特征,把“社会”概念的内核转向生产,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展现出“社会”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社会形态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特定社会形态相连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形态和国家性质都具有历史维度,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孰强孰弱的静态格局,而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中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动态进程。“社会”语义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马克思对黑格尔行政权思想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立足于市民社会,剖析了黑格尔的行政权思想,揭露了官僚政治以维护普遍利益的面目维护特殊利益的本质。马克思阐明,市民社会存在着私人利益冲突,同业公会是维护共同利益的虚幻形式,建立在同业公会基础上的行政权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官僚政治。马克思批驳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行政权同一的论证,提出了克服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铲除官僚政治、建立体现人民主权的行政权的初步构想。马克思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西方政治统治的弊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及其意义

通过追溯市民社会思想的源流 ,论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颠覆 ,揭示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革命性。同时 ,通过对市民社会与经济发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的阐述 ,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并提出了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的时代任务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辩证统一--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具有经济基础的同等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     

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一种考察

在市民社会的观念史上,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以劳动和市场为核心的“需要的体系”及其满足方式,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在批判性考察中,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泛神论的逻辑神秘主义”,继承、深化了其历史主义方法和内容,并揭示了一切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富有原创性地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解放新课题,初步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轮廓。人类解放是马克思走出市民社会泥淖的一种新的政治选择。     

论“国家理由”的二律背反——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康德式重构

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理由”的论证中,以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观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与在思辨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的黑格尔主义,各执一端,互相反对。如果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视角,重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进路,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哲学根源,提炼出一种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形式,而且还可能将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予以对接。在更高的层次重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当是突破“国家理由”之二律背反,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潜力的推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