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后期流寓江南杂剧作家作品中的“变奏”现象论略——以《倩女离魂》、《东堂老》为例

文章以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秦简夫的《东堂老》为例,探求元代后期流寓作家作品中变奏现象。突出两个亮点:(1)冲破传统封锁,幻化追求真爱;(2)商人形象突围,彰显人性之美。并归纳了流寓与变奏的关系。     

《东堂老》与古典文学中的商人形象

元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是秦简夫的代表作。在现行几种文学史或戏曲史论著中,通常被列为元代后期杂剧的重要作品,颇受重视。但对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内容,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它着重歌颂东堂老的信义行为,“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     

略论元杂剧《东堂老》的思想意义

《东堂老》是元代杂剧作家秦简夫的作品。关于他的生平,所知极少。《录鬼簿》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大概与钟嗣成系同时代人,且互相熟识。据其小传:“见在都下擅名,近岁来杭回”(按天一阁本作     

论《金瓶梅》中西门庆形象的商人特征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由泼皮浮浪破落户子弟发展而为集恶霸、商人、官僚于一身的人物。西门庆身上，既有封建时代的烙印，有封建意识的残留，但更为突出的是表现了早期新兴商人的思想性格和气质特点。西门庆的思想状况和性格发展史，反映了明代中晚期封建势力与新兴商人势力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的社会发展状况。西门庆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新兴商人正在从封建时代的社会土壤里破土而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势力的现实。西门庆以其官、商、霸相结合的形象特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商人的艺术典型。这一形象塑造的成功，标志着《金瓶梅》高度的现实主义成就     

论高阳《胡雪岩全传》的传奇叙事与历史反思

高阳小说《胡雪岩全传》塑造了具有复杂人性的主人公胡雪岩形象,通过胡雪岩暴起暴落的人生历程的展现,广阔地反映了“历史的人”所处的特定时代---其政治经济风云与社会文化、社会生活情状,并努力探索中国商人与商业和中国政治国体、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小说对商业与政治得失成败、对民族命脉盛衰因缘的深沉思考,表现出高阳非凡的史识。     

“红颜祸水”——“夏姬”形象考辨

夏姬是男权社会里史家笔下"红颜祸水"的典型,《左传》塑造了夏姬"不祥人"的形象,《列女传》定型了夏姬"孽嬖"的形象,而史实证明所谓"色祸"不过是莫须有的罪名。通过对"杀三夫"与"三为王后、七为夫人"进行考辨,可见叔向之母所谓的"三夫"当指御叔、襄老、巫臣;"王后、夫人"之说则是刘向为规劝汉成帝远离女色的夸大之词。夏姬的"红颜薄命",盖因"女子,从人者也"!     

“多余人”的复活——读苏联当代长篇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

这未必不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巧合。 一百五十年前,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他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成功地塑造了俄罗斯农奴制时代社会生活中的第一个“聪明而无用的人”——“多余人”的典型形象奥涅金。接着,俄罗斯的优秀作家们又创造了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其中较著名的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果戈理《死魂灵》中的玛尼罗夫、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一八六九年,俄国伟大小说家伊     

试论唐五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本文主要以《太平广记》中的唐五代小说为文本,通过对唐五代小说中商人的形象分析,展现文人对商人态度的变化,反映唐五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仁君·才士·烈女——朝鲜朝杂录《慵斋丛话》中的中国人形象

朝鲜朝前期文人成伣的杂录《慵斋丛话》具体生动地塑造了明太祖朱元璋与明成祖朱棣有情有义的仁君形象、访朝明朝使臣才华横溢的才士形象以及中国女性完美而贞烈的形象。这些中国形象既继承了朝鲜初期塑造的正面中国形象,也有所创新,表明作者成伣及其所属勋旧派文人集团关于明初对朝政策、两国文化外交活动等的记忆和体验,深化了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了对中国政治、文化认同,加深了对中国人的感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女权精神之举步维艰——解读《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菊花》中女性形象

从历史、文化语境解读《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菊花》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她们既承袭着方兴未艾的"新女性"气质,又有其女权精神难以为继的悲哀。从社会文化视角透析女性形象塑造,能客观而辩证地认识她们作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     

两千年来对《诗经·氓》的若干误解

两千年来对《诗经·氓》的若干误解邓劲夫《诗经·氓》以其主题具有的永恒性，为历代所重视。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弃妇的形象，从婚姻的角度，反映了一个经久难解的社会问题。今大，这首诗不仅为几乎所有的古典文学读本所载入，而且被徐中玉等一再选入了《大学语文》课本，...     

价值观念的异动与商人形象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学商人形象研究之二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人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日益扩大 ,这既导致了社会道德思想体系内的局部调整 ,也促进了文学价值观的新变与商人形象的嬗变。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小说打破中国古代文学塑造商人形象的传统模式 ,不但将商人阶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之一 ,而且对其进行了总体性肯定 ,体现出历史的进步     

秦简夫杂剧新论

秦简夫是元代后期杂剧作家。通过考察元代后期的社会实际生活 ,我们可以从作家编织的戏剧故事、塑造的戏剧人物、描绘的戏剧场景中 ,挖掘其深厚的社会内涵 ,领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     

主流媒体对政府议程的宣传报道研究--以近30年《人民日报》头版塑造的农民个体形象为例

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直备受社会和媒体关注。以1979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农民个体形象报道为样本,笔者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日报》作为宣传和解读农村政策的主流媒体,对农民个体形象塑造的密度,与国家对农村进行议程设置的强度正相关;以正面宣传为主,对农民个体形象的塑造总体上看以爱国奉献、勤劳智慧两种形象最为突出,但波动幅度也相对较大;所用体裁以消息为主,将普通农民置于报道主体位置。同时,《人民日报》关于农民个体形象的塑造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过于强调政治性;过于强调正面宣传,一定程度上忽视农民弱势形象的实际;报道大多涉及公共领域,忽略农民生活中的私人领域。笔者提出主流媒体报道农民形象,应坚持正面宣传和传播正能量为主,但必须紧密结合农民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应主动服务好政府议程,但必须尊重农民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实际地位和诉求;应宣传农民在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必须遵循新闻规律,做到政治性与新闻性的统一。     

《搜神记》中婚恋故事的社会文化解读

《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其中婚恋故事格外引人关注。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心态,也有干宝主观创作意图的呈现。以《搜神记》中的婚恋故事为考察中心,对其中女性、男性形象作深入解读,对干宝的创作意旨深入发掘,可以从新的视角更接近真实地认知魏晋时代的人间百态、社会风尚与思想观念。     

从元杂剧与《三言》、《二拍》的情变故事中看商人形象的变化

从元杂剧与《三言》、《二拍》的情变故事中看商人形象的变化霍现俊一元代杂剧中书生与妓女的爱情剧，矛盾常集中在青年男女（书生、妓女）与鸨儿、商人之间，郑振铎称之为“商人——士子——妓女三角型恋爱剧”，他们在《云窗梦》、《玉壶春》、《对玉梳》等杂剧中出现过...     

试论《牡丹赋》与《牡丹亭》中牡丹形象的文化意蕴

舒元舆《牡丹赋》中的牡丹形象并不具备典型的中唐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至多是对中唐社会做局部短暂的描摹,舒赋的牡丹形象呈现更多的是舒元舆个人的风云际会以及作者大和年间的创作心态。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牡丹形象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牡丹形象的生成既源于明中后期两种文化思潮的撕扯,也是汤显祖个体思想文化的塑成,传达出汤显祖对自由精神的清醒体认和终极追求。《牡丹亭》颇有争议的《圆驾》一出则是汤显祖以"含泪的微笑"的艺术形式,完成了一位情理难谐的洞见者对一位现实社会的接受者的塑造。     

论《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形象的塑造

在《喧哗与骚动》中,凯蒂这个人物一直处于缺场状态,福克纳通过其兄弟的意识流回忆来塑造凯蒂形象,结果却十分成功。文章认为,在《喧哗与骚动》中叙述技巧呈现出的"非线性""音乐性"以及"潜意识"等特点不仅完美地呈现了凯蒂形象,而且反映了福克纳在小说艺术上的独特创新,为他后期创作和在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     

《金瓶梅》中妾妇奴性形象浅析

《金瓶悔》中妾妇形象的塑造,揭示了中国妇女由封建伦理型向金钱物化型嬗变的过程,暴露了明代社会后期夫与妾之间的奴役关系及中国这个阶层的妇女人性堕落、自我毁灭的现实,增强了读者对《金瓶梅》美学价值的认识。这对当代我国妇女如何争取真正的解放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本文就《金瓶梅》一书中妾妇奴性形象塑造的特点、意义和启示三个方面进行一些浅析。     

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着重表现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的同时,也有意彰显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以及他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儒家诗教观的认同,从而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与褒扬。与此同时,作品还匠心独运地呈现了狄仁杰武艺精深、除恶务尽等富于"侠"之色彩的形象侧面。这种对于狄仁杰形象"儒、侠互融"的独特诠释反映了高罗佩在认同儒家文化正面价值、感佩儒家理想人格精神之际,亦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传统士人群体在行动思维、内在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些许消极作用,以及他意欲通过侠文化的正面价值取向来对此进行修正的潜在希冀,由此投射出他对包括儒家文化及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体悟和认知,并凸显出其在呈现、诠释中国文化之时所秉持的理性思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