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辽河地区早期农耕时代城的起源及其发展

城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指标，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与城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西辽河地区是我国的城最早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城就已经在中国北方萌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城已经基本趋于形成，中国的社会历史开始进步到古国阶段；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是城的成熟发展时期，此时中国的国家形态已经发展到了方国时代．从古国到方国，这是中国国家发展史上的“原生形态”，是后来“三代”国家形态的基础或原型，它在中国国家形态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起着一种规定性的奠基作用．     

从鲜、汉统治阶级的逐步合流看北魏统治的强固

拓跋鲜卑在“五胡”中是进入中原最晚、文化最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它建立的北魏政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强有力的政权,它不仅统治北中国达一个半世纪,而且在许多方面给后世以深远影响。这一点,一贯为史家重视。北魏继“五胡”政权之后,仍然走上了“汉化”的历史途程。唐长孺先生在论述“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的时候说:“胡、汉统治阶级的勾结,结果就形成了联合压迫胡、汉人民的政权。这样性质的政权在‘五胡’时期还没有巩固,但显然已有萌芽而且正在发     

北魏平城的经济结构与发展困境

北魏平城的开发是国家强制力推动的结果,平城所处区域偏居雁北,受到地理环境、气候因素的制约,尽管其在人口规模上可比肩于同时期的中原大城市,但是经济结构却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呈现出农业、畜牧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杂糅的经济形态,同时由于自身生产能力不足,严重依赖武力掠夺与区域外物资的长距离输送。频发的自然灾害,军事实力衰落之下式微的物资攫取能力均对平城经济造成了致命性打击,平城经济的凋零有其经济结构上的历史必然性。     

高肇专权与北魏宣武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

高肇专权是影响北魏宣武帝一制政局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肇权力的形成、膨胀和衰败为线索,对宣武帝时期北魏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高肇专权出现的原因以及它的性质、特点等问题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填补了北魏晚期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点。     

试论北魏以来关东大族的“旁支”——以范阳卢氏、渤海高氏和赵郡李氏为中心

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北魏时期关东大族"旁支"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北魏末年战乱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进而揭示出关东世家大族宗族内部分化的特点,以及大族旁支以武致显并最终在政治上崛起的必然性。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北魏《申洪之墓铭》及几个相关问题

本文着重就北魏《申洪之墓铭》的出土和拓本的流布情况,墓主申洪之的身世和官职,铭文后记所印证的北魏平城时期离散部落和计口授田的史实和北魏平城时期土地流转情况作了论述。透过铭文书迹“一铭三体”的现象,就其所涵文化信息,诸如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书体的面目和各种不同书体的运用情况,申洪之铭文书迹及平城百年书法的基本评价等作了以小见大的分析和阐述。     

“洛阳—平城”两都格局与北魏政权之败亡

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平城时代结束,洛阳时代开启,从此北魏历史上“洛阳—平城”两都格局正式形成.迁都后的洛阳新政盲目追求“文治”而忽略“武功”,使得素为用武之地的平城逐渐被摒弃于汉化之外,这些依旧保持着鲜卑旧有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平城力量借六镇为乱之契机,将北魏政权推人了灭亡的深渊,立国百年的北魏政府很快在以平城为中心的恒朔势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试论石门摩崖研究的历史意义

陕西省汉中市博物馆陈列的以东汉,北魏摩崖为主体的“石门十三品”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物资料。其中东汉时期镌刻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简称“鄐君碑”)、《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简称“石门颂”)、《右扶丞李君表记》(简称“李君表记”)、《杨淮杨弼表记》(简称“杨淮表记”)、三国时期镌刻的《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时期镌刻的     

试论北魏陵寝制度

北魏经孝文帝“汉化”改革,确立了本朝的陵寝制度,使得曹魏时期衰落的陵寝制度重新获得了流行和发展,并为之后隋唐时期陵寝制度的成熟与繁荣打下了基础。北魏陵寝制度体现了各民族各区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传承汉制的同时带来新的文化元素和时代特征。北魏陵寝制度的成熟和确立经历了金陵、方山永固陵、洛阳制度三个发展阶段。     

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与影响因素

考古发现揭示,北魏墓葬动物殉祭率在平城时期有一次跃升,但到了洛阳时期又有显著下降。殉祭动物组合中羊、牛、马等比较常见。殉祭动物个体数量盛乐和洛阳时期较少,而平城时期较多。北魏墓葬殉祭动物部位以牲体为主,头/蹄以及整牲数量较少。平城时期殉祭动物摆放位置或方式最为多样化,有棺外前部或侧部、壁龛、棺内或墓道等。出土殉祭动物的墓葬形制在不同时期有明显变化,盛乐和平城时期以土洞墓为主,洛阳时期则主要为砖室墓。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和变迁,可能受到了农耕-游牧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以及民族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论平城时代“大一统”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

平城时代是北魏最辉煌的时期,为了应对外部政权争霸与内部民族矛盾,北魏在这一时期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构建“大一统”王朝。在疆域上统一北方,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推动了各民族民众密切交往;构建民族认同,推行宽松的民族政策,招揽汉族士人;在文化上学习中原儒家文化,并利用宗教团结各族民众。以上举措及其提出的“天下一家”“天下民一”的思想成为当今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而其体现出的兼容并包的态度、重视文化建设的精神,则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宝贵财富。     

北朝时期太行山的战略地位

北朝时期,太行山东西两侧的交通联系空前紧密。北魏时期主要体现在太行山的北段,几代皇帝频繁通过“灵丘道”巡视河北诸州,以首都平城为中心,加强对太行山以东地区的控制。东魏、北齐时期主要体现在太行山的中段,高欢家族频繁通过太行山“滏口陉”往返于晋阳与邺城之间,加强军事重镇晋阳对太行山以东首都邺城地区的控制。从地理区位来讲,北魏、东魏、北齐18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以太行山为轴线展开的;具体到太行山的军事地理来看,是以北制南、以西制东。     

中古时期桑干河流域农牧环境的变迁——兼论北魏为何定都平城

汉末以来,桑干河(灅水)流域内的经济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别:桑干河南,在不同时期保留或恢复了不同程度的农耕经济,北魏时期迁徙畿内的农耕居民多安置于此地;而在其北部,自汉末以来就完全畜牧和狩猎化,北魏时期更是迁徙了大批游牧、渔猎民族于此,并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苑囿,更适合作为牧民和猎手的"国人"居住。所以在北魏时期,形成了"灅北地瘠"的经济格局。在代北地区的众多城市中,平城位于阴山以北拓跋鲜卑故地进入桑干河流域的三条主要陉道中居中者,地处灅北的国人聚居区,便于沟通草原游牧社会与中原农耕区域,控制整个桑干河流域乃至华北地区,所以自猗卢时代即开始经营,最终定都于此。     

北魏道武帝引文人参政问题考实

对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魏书》、《北史》、《资治通鉴》有不同记载。通过分析三种不同记载和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是北魏政权体系的重要部分;道武帝时期,在地方官制上,北魏的刺史、太守多任用代北武人,汉族儒生、文人的比重相当小;在任命“尚书郎以下”的职能部门官员时,不仅仅囿于儒生。因此,以《魏书》、《北史》“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这样的记载和断句来理解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比《资治通鉴》中对此条史料的记载和断句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北魏书法摭谈

北魏书法处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时期。魏碑是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书体。北魏书法对后世书法有巨大影响 ,以至形成了书法史上的一个风格流派碑学书风。     

浅议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

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绝非偶然,也绝非是对汉武帝“故事”的简单模仿。它是拓跋氏早期为防止外家部落篡权而采取的政治举措,也是拓跋魏为了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的重要措施。这一制度虽然实行在道武帝时期,但它不是道武帝的突发奇想,而是在拓跋鲜卑民族长期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它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拓跋鲜卑早期妇女的社会地位、外戚部落势力对王权的影响以及道武帝早期的遭遇,可以发现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苏联对越援助及其影响

1965年美国在越南实施“滚雷行动”以后促使越战进一步升级,苏联与此同时大量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新春攻势”前后尤为如此.由于苏联、中国和越南三国地缘毗邻,客观上使中国成为苏联援越物资的天然过境通道.苏联的援助活动是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进行的,援越物资过境运输问题成为两国矛盾的新焦点.苏联援越活动及相关国家的反应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冷战时期大国间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     

试论先秦时期法律文化形态及其演变

先秦时期法律文化的演变囊括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三种形态。“法治”的形成与发展是以“礼治”为存在与衰落为前提的;当“法治”在破产之后,“礼治”又应运而起,二者结合,即所谓“礼法合治”。 春秋时期法律文化形态是西周法律文化的延伸,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     

宋代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演变

宋代江南东、西路地区的物资转输和行政区划相结合,形成宋代该地区的物资转输地理。北宋时期,物资转输因运路或者配送地的不同,形成赣水大区和皖江大区二个物资转输区域,二区域以真州为枢纽将物资送达京师。南宋时期,江南东、西路地区因运路和配送地不同形成了荆湖大区、池州大区、建康大区和镇江大区四个物资转输区域,四区域分送鄂州、池州、建康和镇江。四区域依靠共有区域相衔接。这种物资转输地理的变化揭示了宋代物资转输体制的全面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