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学所以成材”─—刘劭《人物志》教育思想试析

“学所以成材”─—刘劭《人物志》教育思想试析张传燧刘劭（公元１８６－２４５年）生活在汉末魏初，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重要的教育家。魏明帝时，曾出任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重视教育，受到百姓的赞扬。并向明帝提出“宜制礼作乐，以移风俗”...     

“天人相分“对“天人合一“的内含与超越

长期以来 ,哲学界对“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掘 ,但对“天人相分”思想的真正内蕴则认识不够 ,甚至把“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尖锐地对立起来。本文认为 ,“天人相分”思想不仅内含着“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内容 ,而且有着超越“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涵     

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宗教基因

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宗教基因魏春艳西汉王朝通过政权的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时，一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吸收中国传统宗教思想，大力宣传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认为“事天不备，虽百神尤无益也”于是步殷周以来巫觋的后尘，不仅以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而且还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论纲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巨大的变革:一次是自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经《荀子》、《吕氏春秋》、《淮南鸿烈》至董仲舒整合成为天人感应神学;一次是自魏晋玄学经三教互补、三教合流至宋代理学家们整合成为理学。而魏晋南北朝正好处于两次巨大变革的交替之时。即处于由字宙观向人的本体论,由世俗世界向精神世界,由外在的行为规范——“礼”向内在的伦理道德——“理”的重大转折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唯独的一次权威心想的崩溃与重建的交替时期,由此便决定了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的历史地位。     

《魏律》篇目考

《魏律》早已亡失,其内容已不可详考。《晋书·刑法志》记载:魏明帝“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三国志·刘劭传》也说:“明帝即位,(刘劭)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征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又《唐律·名例律》疏议曰:“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魏律》共有一     

儒道两家的天人观及其在古建筑中的体现

“天”在儒家天人观中有人格神的天、自然的天和义理之天三种含义 ,在道家天人观中则主要指自然的天。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两层含义 ,论述的是社会政治、伦理问题 ,其在古建筑中主要体现为象天法地意匠运用于古都规划以及“观象制器”、“人副天数”思想运用于礼制建筑。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追求人的心灵与天地自然的冥合 ,在古建筑中主要体现为古典园林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和师法自然、因借自然的造园手法     

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天人相应”、“中和中庸”、“修身正己”等思想是促使人、社会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以及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思想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孟子与庄子的天人观比较

天人观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命题,孟子和庄子在这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孟子和庄子的天人观,既有着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同一性在于都认可“天”的主宰性,并且认为天与人之间最终能达到“天人合一”。其差异性则有三:一是对“天”的意义有不同的阐释;二是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有不同;三是达到“天人合一”的方法不同。     

魏晋南北朝道教身体哲学建设论纲

身体哲学是一种以身体为本体的哲学观。在身体哲学的视域下审视魏晋南北朝道教,其理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根身性”特征。在神道设教的语境中,宇宙之存在、真理之体认、善恶之判别都与“身体”相缠绕,是身体“向世界敞开”的内在环节、必要条件。天道之落实、伦理之践行、仙道之体贴,都因进入“以身体道”的身体场景而获得了笃实的存在根据,并因身体展开的不同指向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身体特征。魏晋南北朝道教的这种“根身性”特征,基本上奠定了后世道教哲学思想构建的运思风格,使之沿着“身天一体”“天人感应”的整体趋向不断演变、发展。     

母丘俭伐辽东还军之地考辨

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毋丘俭伐公孙渊,为渊所败,引军退还。关于他回军最后到达的地点,《通鉴》卷七三魏明帝景初元年秋七月条记云: 以荆州刺史毋丘俭为幽州刺史,(中略)帅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徵渊。渊遂发兵反,逆俭于辽隧。会天雨十余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     

刘邵的个性心理学思想举隅

刘邵、字孔才,三国时魏邯郸人,明帝任之为散骑常侍,奉诏作都官考课之法.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所著《人物志》是一部鉴别人物、研究个性的著作.它原为适应魏制“九品中正”察举人材、衡量才德以授适当官职之需.十六国时西凉刘昞为之作注.宋代阮逸评价此书时说:“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本文就是就此书(参考刘注)抽绎其中个性心理学思想.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将人视作“天地之心”,重视生命的价值,希望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其技术思想也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推动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天人观”“生命观”、传统技术思想及“圣王”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保留中国传统人文主义色彩的基础上对人文思想进行更新与强化,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具有传统人文主义特色的“中国方案”。     

试论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的形成

柳宗元是中国唐代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他的无神论思想,特别是他对两汉“天人感应”思想的批判,在中国无神论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目前在研究柳宗元无神论思想时,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即只看到柳宗元对“天人感应”思想批判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早期受“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一面。由于这种倾向不是用发展的观点分析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看不到柳宗元思想经历过一个由有神论向无神论的转变过程。事实上,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有自己的形成过程。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同样也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天人关系与生态智慧——先秦道家与西方哲人之有关思想比较

自然是客体 ,人是自然的主人 ,这种天人二元对立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先秦道家则认为天人或人与自然彼此同大、齐同均等 ,人与自然是合一的 ,“一”即自然。在西方 ,“回归自然”是对天人二元对立思想的反动 ,现代生态哲学正是天人二分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对宰相制度的影响

本文从统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天人感应”思想演化发展的过程，着重分析了这种思想对东汉宰相制度的影响。作者认为，在东汉三公实际作用消弱的诸多因素中，“天人感应”思想的作用不容忽视。     

《周易》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引论

《周易》中蕴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包括《周易》的环境观、以“生生不息变易观”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内核、可持续发展模式等思想精华。其中 ,“顺天守正”、“天人和谐”等环境观以及“补过”、“趋时”、“天人交泰”等意识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代文化转生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