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视域下的吴越国杭州城考

唐末五代是杭州城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历经吴越国王钱镠三次大规模扩建，其一跃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城市。从都城布局形式上看，吴越国杭州城采取了近似于北宋东京城的嵌套式三重城制，这与唐长安城外郭城、皇城、宫城的不完整相套式布局不同，为南宋临安城宫城、外城的定型打下基础。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吴越国杭州城的布局情况，为我们解读“中世纪都城”布局模式向“近世都城”布局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方向。     

家国、身份与海外几社离散书写的意义

海外几社在继承几社救亡图存、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发挥精卫填海式的实践品格和拓荒精神,开辟海上抗清新局面。传统诗文成为他们见证家国离散、书写海上战争悲剧、铭刻流亡心路历程的载体,尤为独特地体现了这一群体在海洋精神文化熏陶下的遗民身份处境及其家国情怀。海外几社以其所处的海洋地域文化环境为视角,在离散书写中充分展现人与海之间的思辨关系及其审美心境的历时性变化。海外几社的思想境界及其离散书写对塑造台湾后学的民族文化精神,促进台湾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及文学书写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海外几社的离散书写,也为研究大陆文学与台湾地区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拓展了新视野。     

本真生命的释放与真实艺术的探求--郁达夫创作新论

郁达夫小说极易被误读的地方很多,而性及颓废、感伤既是郁达夫作品的内容,也是其作品的形式,更是作者通过叙述技巧与文学阅读之间达成的一种反常化美学效果。郁达夫小说中的“人”是要通过人的自然性内容的露骨表现,完成他对人的社会性的怀疑和“轻视”及对人生悲剧性的体认和思索。     

历史苦难的承受者与承担者——试析抗战时期王西彦中短篇小说中的农民书写

王西彦是一位乡土文学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很多的浙东农民的形象。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西彦的作品中更多书写的是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疾苦。在他的笔下,农民既是历史苦难的承受者,也是残酷战争的承担者。由于王西彦在这种苦难的书写中加入了个人式的诗意的描写,又给处于血泪中的受难者一种期盼。     

论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的心理精神特征

郁达夫在很大程度上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表现人对一种新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和向往，丰富了现代文学的画廊。他完全是在一种生命的冲动中表现人的主体欲求。精神价值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和理性的觉醒，郁达夫的精神价值世界则主要表现人对平等自由意志的向往和追求。巨大的思想孤独感是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孤独感反映了一代青年的精神特征，是一种病态时代的病态反映，是他笔下人物从自在阶段走向自为阶段的情感的折光。同时，他还从小说中人物的孤独感出发，真实地描写了这些人物精神的自我分裂。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的二元对立。     

从《感伤的行旅》看郁达夫式感伤之神韵

郁达夫作为“五四”时期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先锋作家,是一个生活在夹缝中的人,骨子里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大丈夫气概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调,共同造就了一个独特的郁达夫。他的感伤既非斯特恩式感伤,又非传统文化中之感伤,这是一种融入了个人灵魂与社会精髓之感伤,是“小我”与“大我”完美结合的感伤。     

灵魂忏悔与自我表现——从自传的角度论卢梭与郁达夫

18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他的自传———《忏悔录》。在众多崇拜卢梭其人 ,仿效卢梭写作风格的中国作家之中 ,与之最为贴近的要数郁达夫。时代精神的契合、文学观念的相近、个性气质的投合 ,使郁达夫对卢梭很偏爱 ,并被世人称为“中国的卢梭”。但是 ,从卢梭和郁达夫的自传中却体现出两者不同的精神内涵。卢梭的自传只是借用“忏悔”的外衣 ,目的就是要突现自我 ,表现自我。与之相比 ,郁达夫的自我意识尚未成熟到这种程度 ,他没有卢梭那样对自我的充分信任 ,他是在忏悔中寻找希望。卢梭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奠基人之一 ,而郁达夫也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胆探索者     

西部马帮的存在与生命之诗--论海男《马帮城》的基本命题及其文学表达

<马帮城>是海男建构自己精神王国的杰出作品,是海男对西部马帮的存在与生命形式所作的一次诗意化书写,她在对赶马人历史的叙述中最大限度地开启了人类存在和生命的空间,完成了她个人精神世界中对"马帮历史"的诗意传达.     

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与现代情感伦理变革

郁达夫小说创作中充斥着“零余者”形象,这不无颓废主义气息的文学形象,向我们呈示的是在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过程中,现代个体从传统道德构架和文化范式中脱胎而出,寻找、建构自我的艰难心理历程的一个侧面。同时,郁达夫笔下的性描述与性欲话语表达作为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这场影响深远的价值范式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了对自我、族群以及现代伦理道德的重构。这是以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影响的焦虑”记录了现代个体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美学反抗。某种意义上,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是中国现代情感伦理变革历程中的一个显著文学事件,为现代感性自我这种全新的主体模式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人论与艺术本体论初探

艺术作为物化的精神现象,是人的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艺术属于人。然而艺术与人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自觉的因素,因此,把艺术放在人类实践的历史中考察其意义,对于弄清艺术本体的本质及主要内容是十分必要与有益的。作用于自然的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艺术本身。马克思主义这一人论观与艺术观也是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进而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正如马克思的诗所写:在     

郁达夫游记感伤诗学的多元视野

郁达夫游记的主题旨在围绕感伤诗学进行书写和展开,总的来说具有较为深刻的原创风格,寄寓着深沉的人性觉醒和解放精神。尽管郁达夫游记感伤诗学的主题聚焦较为单一和纯粹,但是文本构建了多元视野来安置和兼容感伤诗学,时间视野、空间视野、经济视野和文化视野等交叉互渗,呈现出开放性和现代性姿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和境界。     

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

1921年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前一年,是已经成名的佐藤春夫的休整期,却是郁达夫从一名学生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的时期。两人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状态,展示了日本文化对创造社的影响,更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学界的种种状况。     

日常生活策略与范式:论李劼人历史小说的现代模式

将日常生活体验阑入历史并非李劼人的独创,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的历史小说已凸显日常生活的价值,但李劼人无疑更具开拓性,他的"大河小说"系列在塑造人物形象、表现日常生活、展示地域风俗等方面,都突破了中国传统史传文学的模式,创造了历史小说新的精神特质和艺术价值。但其历史叙事模式,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主流,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长篇小说或有李劼人书写日常生活的形式,而当代历史小说,则基本回复到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套路上。     

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的再评价

有关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的争论,是郁达夫研究中长存的现象,数十年来,评论的臧否不一。从最近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大致上可概括为两种意见,其一是说,郁达夫小说中的这些性苦闷的描写,可以说就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是基于对封建道德虚伪腐朽性的认识,是对封建势力的一种反抗”。另一种意见认为:郁达夫是“用了一种全新的态度(带着民主观念,科学精神的人道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色情’,来处理‘色情’的。”同时也指出:他的“色情”描写,“在美学的意义上,也是瑕瑜互见,精芜杂存的”。显然,前一种评价过高,并且偏激,这既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又不能以理服人。后一种评价实际上是对郁达夫的“色情”描写进行了变相的肯定,但同时又发现了它在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

郁达夫曾被人称为“中国的佐滕春夫”。郁达夫与佐滕春夫一度友情甚笃 ,后因佐滕春夫发表反华小说《亚细亚之子》 ,两人反目成仇。但佐滕春夫作为郁达夫最崇拜的日本作家 ,在创作上仍然对郁达夫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他的“私小说”《田园的忧郁》 ,更是以其大胆的自我暴露和抒情式的表现手法影响了郁达夫的《沉沦》等小说的创作     

郁达夫小说的女性关怀

郁达夫小说所展现的女性关怀,并不完全出于新文化人道主义精神的诉求。其创作既饱含着对女性的关怀,但同时也是作者寻求自身情感慰藉的结果,其女性关怀更多是在自我关怀驱动下出现的。创作中关怀和慰藉两种心态的交织融合使郁达夫小说的女性关怀成为一种现代精神凸显不甚彻底的女性关怀。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无法留驻的家园——郁达夫生命与作品的沉思

本文结合郁达夫的经历与作品,分析论证了其作品中的原初意象是性苦闷,是性所带来的甜蜜温柔的曙光与性所构成的邪恶欲念的冲突较量与昭示.郁达夫以情爱为家园,然而情爱在其本真的意义上却又构不成他灵魂的家园,构不成他诗意的栖居之所。这种不断以性爱作为拯救而又不得不在性爱里挣扎的郁达夫,正是在这种痛苦的精神状态中完结了自己的生命。     

选择与焦虑:文化视角中的郁达夫现象

本文从文化视角考察了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特现象,认为:(一) 在文化碰撞中力持世界意识是郁达夫坚定不移的文化立场。(二) 在文化选择中处于悲剧心态是郁述夫贯穿始终的创作心态。(三) 在文化焦虑中陷入深层困境是郁达夫一生的文化选择。在以上三方面的论述中,本文还较广泛地比较了郁达夫与其它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化意识上的异同。     

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

在咏物文学兴盛的六朝阶段，“物”作为一种特殊存在成为文学主题。但六朝是贵族阶层垄断文学的时代，当时的文学语境、视野与后世庶民文学截然不同，其所咏之物往往并非寻常对象，而是从远方进贡至宫廷的珍稀动植物。建安文学集团对来自南方的孔雀、鹦鹉等表现出集中关注，借此抒发人生际遇盛衰的感慨；而魏晋南朝的宫廷文学中，贡物更与符瑞结合成一种典型的政治书写模式。物与人的相对移动造成了不同的书写类型：人向物的移动表现为科学性客观记录的异物志，物向人的移动则获得想象性的文学潜能，生发为贡物文学。“贵族”与“贡物”在这一特殊空间中的遇合，为六朝文学提供了特殊的主题素材及书写机能，成为一种构造性的中古文学现象。      

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疾病现象

从创作处女作《银灰色的死》起,疾病一直是郁达夫小说中的重要元素。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患有不同程度的身躯疾患和精神疾患。其中,肺结核病、神经衰弱症、性行为障碍和精神病是最常见的四种疾病。郁达夫对疾病的偏爱,与他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与他的文学性格也休戚相关。疾病在郁达夫小说中有独特的价值:它是零余者的徽记,社会失序的象征,它彰显人的尊严,契合营造忧郁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