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说话:传统文评中的语体与诗体

"诗言志"命题蕴涵诗为说话的命题,涉及诗与日常语言的关系.传统文论一方面肯定诗与日常语言的关系,认识到日常语言的文学效果,另一方面也觉察到日常语言的俚俗性,有区别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倾向.既利用日常语言的文学效果,又避免其俚俗,遂成为传统文论及创作实践探讨与探索的问题.现代白话诗运动"做诗如说话"之主张可视为传统观念与实践的延续.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讲话》价值的再认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有关文化艺术发展方向的思想宝库,随着时代的演进,其理念价值逐渐显现。《讲话》所强调的评价文化艺术产品必须遵循＂两个标准＂,所确立的文化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核心理念和所提出的＂普及与提高＂文化命题,对当前的文化艺术工作尤其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思维变革等,具有极高的理念指导价值。《讲话》理念的创新性、先进性和文化传承健康性等文化价值发现,都需要人们以历史的眼光、时代的眼光、发展的眼光,从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中华文化圈文化建设和人类文化追求目标三个主要方面入手,去认真解读《讲话》内涵。     

《左传》诗谶考

诗谶者,关乎诗之神秘预验之事也。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完全可上溯至先秦时代。其中,又以《左传》所记尤为典型和特别。《左传》中的诗谶,大致可分为三类:繇辞之谶、歌谣之谶、赋诗之谶。诗谶与原始巫术、宗教思维有关,这三类谶的演化,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期诗谶由宗教世界向人文时代嬗变的痕迹。《左传》中的诗谶,本质上当被看作一种文化叙述策略,其所依据和反映的,正是彼时业已强盛的人文精神。故其诸多之诗谶现象,实为基于礼义德信、民本等思想所作的预验,亦即社会历史经验之显现。     

《圣遗诗集》的诗学特征与近代古典诗学主潮

《圣遗诗集》是清末名士杨钟羲唯一刊布的诗歌别集,其“叙事作诗”之大事与小事、“变风变雅”之沉郁与平静,以及编年体例等特征凸显了诗史传统在近代的通变,与“诗补史”“重倡诗教”等近代古典诗学主潮相关联、相参证,成为时代转型大幕中古典诗学力图自我调适,努力赓续传统并有一定新变的缩影,具有比较重要的认识价值、文献价值和诗史意义。     

嘉兴学者与《四库全书》渊源考略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项宏伟大业,其对于保存文献典籍,传承传统文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四库学"的区域研究上,嘉兴板块具有重要价值。嘉兴学者不仅大量参与了"四库"的征献、编纂、校核等工作,并在民国时期抢修文澜阁《四库全书》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嘉兴学者之著述更大大丰富了这一宏伟文献。以嘉兴学者与《四库全书》关系为视角,可将嘉兴学者与《四库全书》的重要渊源凸显出来。     

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

《毛诗》的大、小序,是汉儒传承的周代诗教时代的经典文本。周代诗教是礼乐的实际应用,其声歌之学中原本包含义理的部分。汉代《诗经》礼乐功能失落,《诗》学缩小为以义理为宗的经学,但其解诗系统仍传自诗教时代。《毛诗》在这方面的价值最高。《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     

《汉书》“采诗”叙述的生成与双重语境下的意义暗示

"采诗"叙述正式出现于《汉书》中。《汉书》"采诗"作为一个汇聚型话语,存在着古史依据和文献来源。其关键性表述为"振铎徇路"与"观风俗"之说,融入、改造了先秦和汉代文献中古之天子听政制度和巡守制度的相关信息,以及《孔子诗论》和《史记·乐书》中的《诗》学观点。《汉书》"采诗"叙述存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在对汉武帝时代乐府采集音乐和歌曲行为的描述中借用了"采诗"话语,其深层目的在于委婉批评乐府采诗已背离古之采诗裨补王政的功能意义。从话语溯源和话语分析的角度,可清晰呈现"采诗"的"生产"过程,认识《汉书》"采诗"叙述的复杂性和文化价值。自中唐元、白将"采诗"话语吸纳进新乐府理论后,其诗学价值和意义得以突显,在唐以后成为经久不衰的诗歌理想。     

朱熹“《诗》说”述要

朱熹是《诗经》学术史上革故鼎新的风云人物,其《诗经》批评资料异常丰富。择撷朱子原话,以《诗》说命题形式,评述其相关思想观点,大抵涉及朱子论《诗》之效用、《诗》之垂教、《诗》之序言、《诗》之本意、《诗》之手法等五个方面,以揭示和概括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诗经》批评的基本内容。     

小说《恶心》的思与诗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阐释生命意义的诗性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是追问人生价值的哲学言说。小说《恶心》就是思与诗密切相依的典范。它昭示了人如何从萨特哲学对本质所界定的事实性否定命题通向对存在所设想的价值性肯定命题。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诗经》看中原文化

《诗经》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及诗中所咏风物多数在目前尚存遗迹。《诗经》中作于中原之诗的文化内容,主要是:对祖先神灵崇拜的宗教文化;重视婚爱的民俗文化;追求人体美的文化心理。研究《诗经》时代中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重新认识文化的延续性;有助于明确认识地理环境与文化产生、发展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中原文化乃至我国民族文化特点的认识。     

论《宋诗拾遗》的文献价值

《宋诗拾遗》不在选优,重在补阙,多收三流或末流诗人之诗,其小传中有关诗人著述与登进士时间的记载,其诗前小序与诗中自注及编者的按语等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拾遗》也存在着编次失当、误收或析一人为二人的局限。     

论《宋诗拾遗》的文献价值

《宋诗拾遗》不在选优，重在补阙，多收三流或末流诗人之诗，其小传中有关诗人著述与登进士时间的记载，其诗前小序与诗中自注及编者的按语等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拾遗》也存在着编次失当、误收或析一人为二人的局限。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再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域下的《诗》本生成

"诗"在先秦历经"寺人之言""持人性情""抒情言志"等内涵变迁,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所言"诗三百"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差异。在《诗》的历时性流传与结集过程中,分离于乐官系统之外的国子教育已将其经典化为不同于歌、谣、谚且具有儆诫内涵的"德义之府"。周王官及大师对贵族诗作及采献之诗加以修正,包括韵律审定、语言雅化、内容改造等,形成了统一文本及各诸侯国之间赋诗应答的文化基础。孔子之前,不仅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史官专有,孔子不具"删诗"之客观条件,孔子对周文化极为推崇,也不具对《周颂》十去其九的主观意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非孔子"删诗"之证,孔子仅校勘整理了通行《诗》本并据此授徒讲学,因此孔子"选诗"这一表达更为恰当。"孔子删诗"说的形成缘于汉儒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同心理与自身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感。     

汉代《诗》学渊源新论——孟子与汉代《诗》学渊源的地域性考察

汉代《诗》学渊源问题是聚讼千载的公案,素来学界多将之归于荀子,而于孟子的传《诗》之功却鲜有置喙。但是结合最新考古成果、从文化地理角度对影响先秦两汉时期《诗》学发展的地域文化因素详加梳理却会发现：先秦时期至汉代初年,孟子的活动场所与影响所及,主要集中在齐鲁和南楚地区,而这两大区域恰恰是春秋以来《诗》的主要传播地与保存地,共同的地域文化倾向与共同的传承者,不仅为两者在秦汉年间的汇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汉代《诗》学中呈现出的诸多宗孟面貌提供了合理解释。换而言之,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汉代《诗》学导源于孟子的倾向明显。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书如其人"的理论建构及其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书如其人”的美学命题由来已久。在古代,“如其人”的人,一般理解为人格、人品,有时还更将这一命题倒过来,即人格决定其风格,人品决定其艺品。“书如其人”说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西汉扬雄的《法言·问神》：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传千里之态态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率先提出了“书,心画也”的著名论断。扬氏所论之“书”,虽然未必专指书法,但第一次论及书法与书作者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以及书法艺术表情达性的特质。这些有关书法理论根本论题的论述,对后世的书法理论及创作有着极为重大深远的影响,因此历来被看着是“书如其人”渊源。扬雄之后,“书如其人”说逐渐得以深化,成为中国书法批评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徽州园林代表作潜口汪氏水香园考论

徽州汪氏世代承传的水香园,是清初潜口汪度营建的一座别墅。它坐落于紫霞山麓、阮溪之滨,借景添彩,风光无限。园内景观以古梅为主,以方池为中,凸显＂格高品清,宜诗宜人＂的主题。水香园流传的大量诗歌,展示了诗态的徽派园林、诗意的徽商人生和诗性的徽州文化,我们从中可以感悟到中国诗文化、诗哲学所包蕴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