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鲁宁高校学生“有＋VP”句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为了解“有＋VP”句这一新兴结构形式在北方方言区的接受度与使用情况,文章选取北京、山东和宁夏三地高校中“土生土长”的当地大学生,采用调查问卷与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有＋VP”句进行了相关语言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VP”句接受度与使用频率较多地受到被试自身方言的影响,其使用场合与使用人群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表现出随意性、低龄化和女性化的特点。     

他愿背一个寂寞沉重的十字架——林非散文论评

林非散文在自己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向读者昭示他的创作主张,实现着思维模式的突破与散文艺术观点的更新;在开放性、批判性、哲理性三方面表现其思维方式的特点和文化品格,在“决裂”与“回归”中作出了自己的文化选择,从形散神亦散、表现个人丰富的“内心生活”方面,林非散文使散文重新回到了诗和文学。     

积淀于“花儿”中的青海饮食习俗

“花儿”是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由于“花儿”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关系密切,所以在许多“花儿”中都涉及到了当地群众的饮食习俗。文章通过对“花儿”的研究,具体阐述了青海饮食文化的特点。     

当代散居正一道士及其管理问题——以粤西地区为例

粤西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散居正一道士,其历史衍变与当代境遇深刻地影响了当地宗教生态的平衡及“宗教市场”的格局.而其“散居”于乡村社会并融会于民间的宗教生活及活动方式,一方面表现出正一道教传统的民间性、地方性和社会性特点,另一方面也突显出当前制度环境下宗教“活动”与宗教“场所”之间的矛盾,散居正一道士的管理成为当今政府部门宗教管理的重要议题.在宗教社会化管理的探索中,当代香港地区道堂的管理模式,可以为散居正一道士的管理提供借鉴.     

论十八大报告中“五位一体”思想的两个维度

十八大报告中“五位一体”的思维方式是其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表现为在中国建设方面构建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在理论发展上揭示了继承与发展的“五位一体”的理论发展模式。     

基于网络学习的高等数学教学课件制作模式

结合“高等数学”教学的特点 ,对网络教学课件的制作在内容选取、结构设计、表现方式等方面逐一分析 ,提出了一种新的高等数学课件的讲授模式和结构模式。按此要求制作的课件在实际教学中证明效果较好。     

传统村落生活中的伦理——基于湘南宗族性村落的研究

农民的“历史感”和“当地感”从祖辈那里继受而来并赋予和寄托在子嗣身上，从而回答了个人生存的根本意义和价值，使安身立命得以保障。村落的基础伦理是农民“历史感”与“当地感”在生活层面的实践性、社会性解释和阐述，并形塑成地方性共识和规范。村落基础伦理的转换、变异乃至危机等现象的出现，根源于农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系统的变化，是农民的“历史感”与“当地感”遭遇前所未有的嬗替表现。     

论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企业化”、“第三部门”和“公用事业市场化”运动。这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 ,带来了法律理念上的“公私融合”、“纵横统一”的变化 ,这与 2 0世纪以来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日益成为法律规范核心概念是相吻合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整 ,表现在法律上 ,就是行政上的公共责任和会计上的受托责任的融合。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经济法领域中 ,是与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 ,以及“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特点完全一致的 ,这种新的责任模式 ,可以被界定为经济法上的责任。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领导特点初探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领导特点初探孟昭武民族自治地方行政领导活动既具有一般地方行政领导活动的共同规律，又具有民族自治地方领导活动的特殊规律，是二者的结合和统一。民族自治地方行政领导活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系列的“结合”和“统一”上。一、行政领导主体的特点民族...     

对青口镇大盘村犇牛农机合作社的透视

介绍了青口镇大盘村开展土地经营体制机制创新试点情况,主要表现出“一创新、两提高、三促进”的特点.结合新农村专业合作的新载体分析,认为在发展壮大中也出现了新难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升级的新思考.     

李商隐“无题诗”的审美价值——基于超现实主义的视角

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晚唐诗歌中别具一格.超现实主义是产生于法国的文艺流派,其影响深远.超现实主义诗歌、电影、绘画等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常用“深层隐喻”或“象征”,多借助梦境、幻觉来表现“本我”,注重意象的选择,各种意象之间往往有一种“蒙太奇”式的跳跃,通过不同意象的“无序”组合来表现内心世界.这些特点与李商隐的“无题诗”有较多相同之处,这也正是李商隐“无题诗”的审美价值之所在.从超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观照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为阐释李氏“无题诗”独特的审美价值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钢琴"与"诗人"的天才融会:论对肖邦钢琴作品的理解

19世纪伟大的音乐家肖邦被称为“钢琴诗人” ,其突出特点在于“钢琴”与“诗人”的天才融会 ,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钢琴艺术的表现力 ,在钢琴艺术的多种形式中都表现出了杰出的创造 ;同时 ,他深受波兰和法国两种文化的影响 ,在 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中表现了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诗的境界。这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关于汉语日语方位词“上”的空间认知的比较研究

学习日语的中国人有一种过多使用“の上”的倾向,反之学习汉语的日本人刚开始无法理解“天花板上”一类的词语。汉语的方位词“上”与日语相比,用法更灵活丰富,二者表现出了一种不对称性。文章从空间认知角度,分析了汉语、日语关于方位词“上”的认知特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从中日对译语料库中抽取的例句进行分析,得出汉日语“上”的异同之处,揭示了汉语日语“上”的各用法与不对称表现中隐含的认知规律,以期为两国关于该词的教学提供帮助。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文化圈视域下长阳廪君神话与向王传说叙事融合现象考察

湖北长阳地区的廪君神话与向王传说在流传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相融,出现了神话、传说的“破圈”融合现象。廪君神话中土家族先祖廪君在开创基业时体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与向王传说中向辅治水的勇敢无畏精神具有相似性,两者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相交相融,形成了一个箭垛型人物——向王,廪君神话的内容也就逐渐被附着到上面,最后形成了“廪君向王为一人”的融合叙事。神话与传说的“破圈”融合,反映了当地民众的价值认同,符合当地民众的情感期许,正是民众认同与传播,最后才有了长阳民间叙事中“廪君向王为一人”的融合叙事。通过文化圈理论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地理空间上的相近分布与重叠、地方文化在时间上的叠压及当地民众价值认同和情感期许,是促成“破圈”融合的重要因素。     

《暗店街》中的当代法国人形象剖析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rtricModiano）在法国当代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暗店街》以“海滩人”的形象表现了法国人的“局外人”、“流浪者”的特点,这与20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一脉相承,与之不同的是作品还表现了当代法国人执着寻根的特点。这种“流浪者”与“寻根者”相互矛盾的特点,说明了莫迪亚诺笔下的当代法国人是“执着寻找自身踪迹的“海滩人”。莫迪亚诺笔下的这种新的法国人的形象,是其对法国及世界当代文学的新贡献。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与巫术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都与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西南地区复杂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变迁过程,使这里的宗教文化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不同发展类型的宗教并存于西南地区。巫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有其特定的发展过程,并与当地人们对自然及社会的朴素认识结合在一起,对当地社会起到一种控制作用,对此有必要做去伪存真的研究。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中的“夷兵”及其功能考察

清代冕宁县作为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国家治理开始深入基层社会,为了适应当地民族社会管理的特别需要,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是通过招募当地“夷民”到流官衙署中充当“夷兵”,作为地方流官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的辅助人员,保证国家在处理当地少数民族民政、治安、司法等事务时有熟悉当地“夷俗”的衙吏。由于“夷兵”实行定期轮换,所以称为“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的核心是“夷兵”,“夷兵”从职能上看,最初是作为地方治安保安人员,但在现实中往往成为流官和夷民之间在民政、治安、司法事务管理中的中介,具有沟通官方与民间信息、促进国家法与民族习惯融合与互动、弥补外来官吏地方民族事务管理能力不足等功能。总之,“夷兵换班制”是清代地方流官衙署在西南地区治理时针对特定地区设置的一种变通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