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官群体初探

文官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局势动荡,政治失序,为了寻求秩序重建,民国政府又把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文官制度移植回来,加以变革,在民国肇造,百废待兴的时期,对民国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提出文官群体的概念,并论证何以称其为群体,同时本文认为文官群体在民国时期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维持,对人事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社会风俗等向现代化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寻求秩序与意义——卢梭社会伦理思想论析

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被视为“理性祛魅”后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大进步。卢梭将“政治的正当性与权威的基础在哪里？”和“道德的新基础在哪里？”这两个终极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悖论。鉴于现代政治的这一困境,他自觉地把秩序与意义的双重关怀置于思维的重心：在批判唯理性的“进步”秩序观之基础上,揭示了科学、艺术的进步与道德风尚的异化;指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文明、秩序、理性与进步本身的先天不足;建构了以“公意”为旨归的“道德共同体”与以“公民宗教”为基石的价值意义体系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德性生活。然而,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前瞻”与“后顾”的张力,卢梭也没有很好地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从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 看唐代的知识、道德与政治秩序

本文以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为中心,持之与《帝范》,《臣轨》,《珠玉抄》、《新集文词九经抄》等通俗教育读本相比较,探讨唐代知识体系的构成、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建构及其在维护政治统治秩序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唐王朝通过文化知识和道德伦理教育,使得唐代广大庶民阶层不仅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从而确立了唐代社会的文化知识基础和道德伦理规范,反过来,这又为建立政治秩序与典籍秩序统一的新国家起到了关键的纽带作用。     

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有效路径选择

"秩序"意指有条理,不混乱的状态,泛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处于一种相对稳定、规则、和谐的态势之中.社会秩序是由人们生活其间的各种秩序构成的,如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生活秩序等.推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道德体系的构建,整治农村社会治安秩序,还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离不开国家机关的力量干预和全面调控,这种外力助推应是当前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急需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     

《白虎通义》中的道德意识

作为东汉的一部官方经学著作,《白虎通义》一书的主要内容充满了极其浓厚的道德意识。《白虎通义》全书主要运用了“文字训诂”和“象征”两种手段,对诸如“姓氏”、“爵号”、“谥号”等儒家的礼制名号和诸如“瑞贽”、“衣裳”、“冠冕”等儒家的礼制器物进行了极为浓重的道德化解释．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从道德上加强了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具有浓厚道德意蕴的“名号”、“器物”对现实中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引导。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情感正义论:从诗性正义回到苏格兰启蒙

玛莎·努斯鲍姆从文学想象中构建了诗性正义,以具有“畅想”和同情能力的诗人作为正义的裁判。然而,“诗性正义”所运用的想象与同情却让人质疑其对公共生活的适用性。作为诗性正义的理论来源,苏格兰启蒙思想回应了这种质疑。休谟和斯密这两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在情感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正义论,而“旁观者”、“同情”是这种正义论的关键概念。诉诸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休谟和斯密展现了公共生活中的社会秩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以情感为原点的社会秩序论,契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理论传统。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可以从重视人情伦常的传统中发掘合适的理论,并汲取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道德情感论,在经济、政治和法律领域做出自己的理论探索。     

论杨增新的民族与宗教认识

杨增新对新疆民族问题的认识，一方面既受到近代民族平等观念的影响，强调民族平等；一方面又深受政治官僚身份和现实的左右，而以利用为目的。在宗教认识上，他对中国传统的多元化宗教信仰而导致的信仰空泛化持否定态度。主张将“祀天”与“尊孔”相结合，认为这样能达到维系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杨增新的民族与宗教思想，是以现实政治为出发点，为统治者服务的。杨增新的“祀天尊孔”论，为当时孔教之争影响范围的一次横向扩展，是民国以来关于孔子是否为宗教之争论的组成部分。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政治道德建设的核心是要全面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政治道德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关政治合法性的价值观念、政治活动的道德准则及政治主体道德品质的总和。政治道德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约束政治权力 ,调整社会政治关系 ,维护社会稳定 ,直接决定着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政治道德一旦失范 ,就会从根本上破坏国家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目标的实现 ,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 ,政治道德状况的好坏更是一个关系到社会能否实现平稳转型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加强政治道德建设不仅是稳定社会秩序、扭转社会风气的需要 ,…     

儒家政治秩序的性质与意义

儒家政治秩序的两个轴是“等级秩序”和“互惠性感应”。“等级秩序”是本能性维度,“互惠性感应”则是道德性的维度。要之,儒家试图在本能性的等级秩序上加以道德性的文德,由此确立“文德的等级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对本能要素和道德要素的调和。儒家秩序在统治的领域表现为德治和礼治,德治指的是上层率先垂范,施行仁政,下层自愿感服。礼治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合理限制所有人的欲望,杜绝恣意竞争和冲突的根源,从而稳定社会。如果真正能够按照儒家的主张,上层尽分,下层感服,人们便能相互和亲,享受幸福,这应是儒家秩序的旨归。现实政治中的问题通常在于上层,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未尽本分的情况,而儒家对此未能提供合适的对策。儒家只是反复强调君主的修己和臣下的谏言。罗马共和政治发明了“制约与平衡”的原理,对傲然自肆之君的制约有着重要的贡献。儒家却未能展现“制约傲然自肆之君的方法”,或者未能正确体现“被统治阶级制约统治阶级权力的构想”。概要之,儒家没有找到有效抵御“本能性”失控时的现实方案。儒家考虑的都是诸如训戒和谏言等道德性的方案。这种以“道德性”抵御“本能性”的方案是存在局限的。     

孔子道德本位的社会秩序论

春秋末期处于社会失范状态,孔子提出以道德为本的整合社会秩序的主张。道德本位相对于武力本位、刑罚本位而言。孔子以为,由乱而治,最重要的措施是维护和重建“周礼”所确立的道德秩序,对人们施以道德教化,调节社会行为,以此化解现存社会问题。推行道德教化的主体是君子,作为外在社会规范的“礼”和人的内在自我完善属性的“仁”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     

“五四”现代爱情观念的确立与启蒙思想的限度

出于对民国危机的深刻理解,“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自我”为依托,以“伦理革命”为手段,由此构建出一套以自由、平等、灵肉合一为原则的现代爱情话语。不过,这一新生的现代主体也暴露出其局限：一方面,两性的平等自由必须经由个体的自我立法与自我约束,新的恋爱法则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道德-伦理秩序,“人格之爱”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在与落后、腐败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化的权力关系发生碰撞的过程中,以都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想象和模板的主体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挫败与打击。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从内部催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变革。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     

论《白虎通》天道观的秩序性规定

天人关系问题是古代政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命题,往往与皇权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密切相关。《白虎通》天道观在梳理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作出了回答。它通过预设天道本体“人格神”的人格内涵,使天人之间产生了互动的可能性,天人关系由此形成了“人副天数”的链接,确立了“天王感应”下“君”的至尊地位,奠定了“尊尊”的基本关系范式,从而实现循“天道”以推“人道”的秩序性规定。《白虎通》天道观对“天”道秩序、天王秩序、人道秩序的规定,以附会的形式为人道纲常找到了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建构。但该理论始终具有宗教性、等级性、封建性等局限性特征。     

辛亥革命:政治秩序和权威的重建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并不是因为革命党人主观上的妥协、让权,而是因为革命前中国人并没有感受到中国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所以,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所致力的只是改变传统权威维持下的政治秩序;革命胜利后所进行的建设,也就只局限于建立新政治秩序和新权威,而不是法制和国体的建设.正是在当时整个社会要求恢复权威和秩序的呼声下,袁世凯夺得了民国权柄.     

儒家礼制中的和谐追求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主要靠礼制来维持,礼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当着准法律的作用。礼制包括“礼”、“乐”两个方面。“礼”、“乐”分开来说,“礼”管“分”、“乐”主“和”。但“礼”、“乐”之中又都包含“分”、“和”两个方面,是“分”与“和”的统一。礼制的“礼”、“乐”、“分”、“和”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局面。但由礼制构筑的和谐社会是等级制的和谐社会。     

不朽观念与仙话的兴起:论先秦仙话的发生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与新一轮制礼作乐同时发生,代表新礼制的文献在此时期涌现,登天仙话即属其一。登天仙话是适应“乱世之礼”的产物,是诸侯寄托求霸理想的文献表达。游仙仙话则是在大夫与士人阶层崛起的背景下,选择做隐者的臣子放弃辅助诸侯登天而怀志远游以建立新礼制的产物。登天仙话与游仙仙话共同组成先秦仙话,共同展示了新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不朽观念反映了不同礼制的不同价值追求,其改变不仅推动了先秦仙话的发生,也成为先秦仙话转变的关键。两种仙话均以长生不朽为主要话语内容,但游仙仙话否定登天仙话所推崇的立功不朽,崇尚无为而治。两类仙话从宗教秩序入手来干预政治秩序,同时是当前政治秩序在宗教秩序上的反映,它们共同阐述了先秦仙话发生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又共同影响着秦汉及其之后的仙话生成。通过仙话文献的生成研究,可管窥先秦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对其他先秦文献的生成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政者正也”析论

“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它包含着“平正”、“公正”、“中正”等意蕴,关键在于正己正人。它既是对执政者群体道德品质、行为表率作用的要求,也是对普通百姓修身立德、立身处世的期望。“正”包含了“正名”、“正身”、“正心”、“正性”等丰富的层次与内涵。孔子为实现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援“仁”入“礼”,提出了“约之以礼”,“为仁由己”的方法,力图从自律与他律、修身与修心相结合的途径强化个体修养,重塑社会价值与思想信仰,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体现了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彰显了人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精神。     

《国语》对礼治的反思

“周公制礼”反映了先秦礼治思想的成熟。出现了周初的盛世后,“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礼制不断受到冲击,正常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一些恪守礼制的卿大夫们提出了“何以为治”的问题,并对礼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国语》记载了他们治国以礼的言论。他们主张对传统礼制进行切实的扬弃,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在评判事件和人物言行时,也不是简单地以“礼”或“非礼”为尺度,而能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传统礼制,超越传统礼治思想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