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身份两种写作——比较赵树理与知识分子作家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

赵树理的创作立场、艺术视角、解读方式、文化姿态等均与知识分子作家截然不同.他的农民立场以及由这一立场出发而形成的文化守成姿态与艺术表现上的民间传统坚持,同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启蒙精神、文化批判以及对艺术审美的现代化追寻有着极大的疏离.正因为此,众多文学史家试图把他纳入五四新文学传统框架中的种种努力都归于虚妄.     

1928～1929：新文化运动的两场保天战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鲁迅等人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之间的冲突;一是胡适等人与新生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长期以来历史叙述的政治视角,胡适和鲁迅往往被分别置入不同的阵营,因而这两件大事也在阶级论的目光下获得了教科书上一再重复的解释。但是,只要超越唯阶级论的狭隘视角而以现代知识分子自己的目光看取这段历史,就不难看到,它是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面临严重威胁时进行的两场保卫战。鲁迅和胡适在不同的战场上,却共同守护着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     

鲁迅:在新的视角和目光之下--读《鲁迅的选择》

在近几年的鲁迅研究界,李新宇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我虽然并不研究鲁迅,却也常常关注鲁迅研究的情况,对于李先生的文章,几乎每见必读.所以,看到新出版的<鲁迅的选择>,感觉并不陌生.这本专著集中论述的是知识分子话语、人学思想和启蒙道路等问题.毫无疑问,这都是涉及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问题.李新宇先生的见解是富于启示性的,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通过对鲁迅的解读,事实上在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定位.     

鲁迅：在新的视角和目光之下——读《鲁迅的选择》

在近几年的鲁迅研究界,李新宇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我虽然并不研究鲁迅,却也常常关注鲁迅研究的情况,对于李先生的文章,几乎每见必读。所以,看到新出版的《鲁迅的选择》,感觉并不陌生。这本专著集中论述的是知识分子话语、人学思想和启蒙道路等问题。毫无疑问,这都是涉及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问题。李新宇先生的见解是富于启示性的,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通过对鲁迅的解读,事实上在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定位。他告诉人们,所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它是在对传统的反叛中确立的,是在对权威的反抗中确立的,同时又…     

1930:鲁迅的都市写作及其对“假知识阶级”的批判

1930年代是鲁迅以上海都市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作与其"反抗绝望"的精神文本交相辉映的历史时期。五四退潮后,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一方面咀嚼着旧战场悬置而来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随着对种种反五四现象及其精神余留的批判,鲁迅将一度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阶层一并纳入了启蒙的视野,着力表现一些"假知识阶级"的知识分子"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鲁迅的都市写作构成了对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延续和持守,也构成了鲁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新的思想质素。在1930年代的杂文中,鲁迅写出了沪上文人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对权门的仰仗和傾慕,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异化状态,对种种"伪士"、"商定文豪"、"做戏的虚无党"、"革命小贩"等"假知识分子"现象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揭露了他们作伪的本质和无力感。"假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是"伪"与"骗",这是人性堕落、文化堕落的根源。     

倾听先驱者的声音——《重申五四精神》导言之一

在世纪末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五四精神及其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新国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挑战,守候五四精神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各种新旧思潮的冲击和围困。但是,当今中国仍然处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的长途行进之中,五四新文化启蒙所标帜的现代化目标实际上还远远没有完成,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全部进步和希望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启蒙精神的饲养密切相关,而全部曲折和教训也都与五四新文化启蒙精神的失落密切相关。当历史走过各种挫折而再次寻找和确认现代化的出路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启蒙之声在历经曲折之后更加发人深省。作为一种知识模型和价值体系,五四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在２０世纪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我们还没有比五四更好的文化选择。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放弃五四精神而是重申五四精神,不是超越五四精神而是要找回五四精神。在走向２１世纪的足音中,我们倾听着２０世纪初五四启蒙运动先驱者的声音。     

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想象大体是在两个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一是作为启蒙话语的五四想象,二是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上海时期,一是确立工农兵文艺的延安时期,它们对五四的想象虽同在革命话语中进行,但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这为革命的左翼现代作家在新中国后的艺术选择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两种启蒙话语的对立与冲突——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现代性价值观的思想差异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思想论争,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     

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

以欧洲现代化进程及其相关的思想启蒙运动为参照,鲁迅创作选择了彻底的启蒙而反对循环式的为革命而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表明：在现代化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革命无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变革进程。鲁迅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选择了现代化启蒙,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并没有因此而选择鲁迅。     

鲁迅图书装帧设计思想探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上,鲁迅先生受人们崇敬。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以及文学家,更是第一个倡导图书装帧并在自己的书籍中实践的作家。本文从鲁迅的书籍装帧艺术的时代背景、风格理念、视觉要素以及鲁迅对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等方面作了分析,旨在站在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分析鲁迅图书装帧设计风格理念以及对民族性的继承和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     

鲁迅的遗产与胡风的悲剧

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事件,胡风的悲剧与鲁迅的遗产密切相关:鲁迅生前结怨甚多,胡风承载了许多恩怨;在鲁迅精神已经不合时宜的时候,胡风执著地继承着鲁迅精神;在文学的发展日益远离鲁迅的时候,胡风执意坚持鲁迅的方向;在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日益失去生存空间的时候,胡风仍然试图像鲁迅那样立足于文坛。这一切构成了胡风与时代环境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道家文化:鲁迅生命意识的传统资源

中国的道家文化是鲁迅生命意识最重要的传统思想资源。道家文化对价值自然的体认对鲁迅创作构成重要的影响。鲁迅对自由境界的体验,对自然人性的道德理想的追求,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精神。鲁迅强旺的自由意志承续着中国道家文化“疏狂”的酒神精神。     

启蒙的两种路向——论"五四"前后胡适与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

“五四”前后,胡适和鲁迅因个人主义理解上的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启蒙路向。鲁迅从独异个人与庸众的对立中发现了新形式的专制,在对科学的崇拜中发现了新的迷信,由此为避免独异个人的无谓牺牲而引申出国民性改造的内涵,透露出强烈的精英意味。胡适则号召每个人都能一面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另一面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希望在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实现中国人的真正启蒙,显示出鲜明的平民色彩。但在对启蒙者个人历史地位、作用的设定方面,胡适和鲁迅却又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相同的文化传统背景支配下,对个人主义做着相似的填充。     

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一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报告,论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认为,“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1927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这就是说,以1927年为分界,鲁迅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新论,超越了瞿秋白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显得更为科学。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顺从的与率领的--解析鲁迅笔下的羊意象

羊意象是鲁迅着意营造的一个动物意象。羊,一般被视为“奴隶”、“顺民”的代名词,鲁迅笔下的胡羊正是这类形象。作为“领头羊”率领羊群走向死地的山羊,则是那些具有奴性人格的知识分子的象征,它与鲁迅笔下的狗、猫等一起构成了否定性动物意象系列。与狗、猫意象不同,鲁迅对山羊意象的营造,着重不是褫其本相,而重在揭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由此鲁迅从一个特定角度对现代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欲望”书写中彰显启蒙“理性”——评郁达夫小说的“五四”品格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毫不顾忌地用“爱”这种欲望形式表现对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的作家。他的思想、创作虽然比鲁迅稍逊,但在“五四”文坛上,也是一位公认的大家。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他本身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能用人文主义的严肃态度探讨人的情欲和生存问题,从个体的本能欲望切入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文本成为一面以独特视角反映“五四”时代人性觉醒历史的镜子。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传统文化血脉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叛逆的勇士",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无疑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及翻译活动产生了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鲁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拓出一条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