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思想启蒙的现实意义——兼谈对新权威主义的一点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走向近现代文明的一次伟大跃进,它留给20世纪中国最大的思想成果无疑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民主和科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沉淀,在中国历七十年而不衰,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新时期重新弘扬这一启蒙精神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启蒙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没有直接导致现代文明的出现。本文拟在探讨“五四”思想启蒙的成就和局限的基础上,论述“五四”启蒙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两大基本内容。可以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要     

朝向一种积极的启蒙——“启蒙辩证法”视域中的尼采与康德

“启蒙辩证法”的两个命题,“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蜕变为神话”,分别表达了对启蒙的肯定与否定态度。将理解的重心放在第二个命题上,则会得出阿多诺、霍克海默全然抛弃启蒙事业的结论,而对该辩证法的完整理解告诉我们,“启蒙辩证法”正是要将启蒙从它的“盲目统治”的扭曲形式中拯救出来,最终给出一个积极的、救赎性的启蒙概念。由此出发,文章最终将阿多诺、尼采一并解释为康德式启蒙事业的同盟军。     

启蒙角色再定位──重读“寻根文学”

启蒙角色再定位──重读“寻根文学”孟繁华新时期文学可以整体地看作是一个“启蒙的故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政治启蒙；现代主义、人道主义思潮是“人”的启蒙；而１９８５年兴起的“寻根文学”则是一场文化启蒙。强烈的英雄的悲壮、忧患。使命心态贯穿８０...     

文学启蒙与性别困境——对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的背景分析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文学对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相对独异的时期,它一方面担负着某种“无性化”的指责,另一方面则以众多的革命女性形象塑造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使一种“新社会意识”真正走向广大农村。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启蒙主义与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启蒙的关系,因为当革命话语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时,反而使性别问题更见突出。一女性成为革命作家的叙述中心并不是从十七年文学开始的,它在４０年代的战争文学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露。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     

启蒙五题

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启蒙”及其是非功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论争中 ,“启蒙”问题又成为文化冲突和思想交锋的一个焦点。鉴于人们对“启蒙”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不同理解 ,有必要对“启蒙”内涵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澄清 :一、何谓“启蒙” ;二、西方学人对启蒙的反省 ;三、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浮沉 ;四、启蒙的障碍与难题 ;五、当下中国是否需要启蒙。只有对以上“启蒙”问题作出准确的界定 ,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启蒙”的历史与现状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和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和认识,试图揭示启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下的遭遇、意义以及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启蒙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现代性运用先验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批判,确立了启蒙批判的否定性意义;后现代性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启蒙是一项伟大而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有终结启蒙的危险,后现代性继续着启蒙的事业。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它推进了启蒙的进程。     

论儒家启蒙精神——以宋明理学为视角

近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启蒙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内含冲突与分歧。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接续这一启蒙精神的论述,以理学为媒介,可以揭明儒学内涵的启蒙精神。程朱理学对师道和启蒙精神的阐发,阳明心学提出的“蒙体”观念,展现了儒家启蒙精神的内在丰富性。尤其是“蒙体”观念揭示出了“启蒙”还应当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这是西方启蒙观念比较欠缺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本就富有启蒙这一“精神气质”,儒学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观察和反思现代世界的一种“态度”。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启蒙道德与契约精神──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期伦理精神的重建

启蒙道德的核心是现代性道德建构，它构成了当今道德论争的焦点。本文从西方近代社会结构转型出发审视启蒙道德及其当代意义，认为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针对现代人类型和现代国家类型提出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启蒙道德论证的重点，“市民社会一现代国家”是启蒙道德进行道德论证的基本框架，“契约精神”是道德论证的“主题伦理言路”。本文提出应该从现代人类型的形成及其对现代国家道德合理性要求出发来评价启蒙道德的当代意义，这对于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及其现代道德的建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解构抑或建构——对一位"新启蒙主义"者的质疑

作者对《启蒙论》一书主旨提出质疑 ,不同意该书的基调 :“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 ,不认为对儒学思想本身进行价值重估和重构以及“现代性转换”是个创新命题 ,不赞成把“释放弘扬”与“疏导改造”看作是中国启蒙运作的基本向度。本文作者虽称《启蒙论》作者是新启蒙者 ,但认为其启蒙建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虚拟的历史“现实”。     

后理性政治:后现代政治哲学视野中的理性

作为多元化文化精神的后现代主义 ,从总体而言 ,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消解和批判意识 ,是对现代主义启蒙理性的解构试验。这一特征同样鲜明地贯穿于后现代政治哲学中 ,“后理性政治”首先是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态度 ,它既对以往启蒙理性政治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但又绝不苟同于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而是通过对政治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界定来重建新理性主义政治学的某种“努力”和“企图”。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 ,肇始于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 19世纪初 ,当德国的文化及其各分支如哲学、文学 (诗歌、散文、小说 )、艺术(如音乐、戏剧…     

论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群”与“独”——以“启蒙”为中心

启蒙的目的是实现“智慧”的价值.它分裂出两个专有概念:个体启蒙与群体启蒙.严复提出“群”概念,从“保种”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与“群”的关系,他与梁启超的“群”学思想徘徊于客观理性与理想主义之间.梁启超将“独”作为“群”的对立面提出,遭到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认为“群”由“独”构成,“独”才是本体,但他的“独”仍以“群”为旨归.     

"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当下学术界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各视其是将启蒙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在对启蒙的态度问题上 ,新启蒙的建构与后启蒙的解构历历在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如何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进行实质性对话。就两套启蒙话语所持的路径而言 ,这一“正”一“负”的启蒙价值取向恰恰是应对反启蒙思潮的双刃剑。新启蒙和后启蒙的正负关系本质上不是对立的 ,它们理应形成互动、互补与圆融的格局。作为一个思想史命题的两个面向 ,反启蒙才是它们共同警惕和防范的对手。     

论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国民学说”

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合力宣传的“国民学说”,是以梁启超的“新民论”为主体的一种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国民学说尽管昙花一现,但它是近代启蒙思想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一 “国民”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曾使用过。如《左传·昭公十三年》:“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这里的“国民”是泛指本国的人民,并无特定的政治思想内容。自秦始皇建立并巩固了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后,历代史书中就鲜见“国民”二字。     

性爱思潮与现代中国启蒙的崛起

本文从性爱思潮的角度考察了现代中国启蒙的崛起过程,并揭示了现代性爱思潮与启蒙思潮的动态关系。作者认为,性爱思潮的兴起是“五四”现代启蒙最重要的原动力,其中所蕴含的个体主体性则构成了现代性爱的启蒙哲学指向。性道德的现代转型指向了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它标志着“五四”启蒙哲学的深层结构的形成。这种深度启蒙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实践中遭遇到道德两难的困境。灵肉一致的两难抉择一方面引发了启蒙思潮向“左”的转向,另一方面也构筑了20世纪20年代性爱思想永远令人感动的人性风景。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反讽：一个城市对一种迷狂的驯服——评王安忆新作《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通过对南昌等在“文革”最初一段时间心路历程的描述,揭示了上海这个现代城市所具有的反讽精神,这种反讽精神使南昌等“文革”一代人,不仅没有更深地陷入迷狂,反而获得了启蒙。因而,《启蒙时代》这部小说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对反讽的表现,使王安忆的创作具有了一种新的维度,显示了王安忆创作的新的发展。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围城》：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破灭

《围城》是一部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批判小说,它以“出国留洋”问题、“高等教育”问题、“现代女性”问题为切入点,深刻反省了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真实效果。作品文本的中心主题是对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揭秘,其辐射意义至今仍对我们具有思想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