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主体审美意识

志怪小说是魏晋小说的主流形态,它的基本表述手法是记录、写实,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表现出明显的不自觉性。但这不等于说志怪小说中没有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透过小说的具体内容,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深深潜藏在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就是饱含着魏晋时代气息的情感与愿望,具体表现为对自在自为的生存状态的向往、对长生的希冀以及对大千世界的神往。     

志怪小说概念的发生

志怪与小说两词在《庄子》中各处不同语境,含义及用意皆有差异: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为论据;小说处于比较语境,成为贬义。它们在汉代之后先后变成目录学领域的类别概念,小说属子部,志怪先附史部后又退至子部。由于两类作品都存在虚构性,后代史家据此便将它们归为一类,从而生成新的类别概念: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为一动名词组,是一种以记载描述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而后者则属于小说题材类型之一种,是小说发展演进中一种较为规范和定型化的创作模式,故后人又称其为"志怪模式"。从其产生和发展看,由"志怪"到"志怪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其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看,"志怪小说"基本上是"志怪"这一创作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这使得"志怪小说"更接近于后世小说的概念。     

魏晋志怪小说中的动物幻化故事探微

魏晋志怪小说具有奇丽幽密的特征,其中的动物幻化故事更是充满着神秘色彩。人与动物之间、鬼魅与动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变幻充满虚幻感,但这些动物幻化故事又处处弥漫着人情味和世俗气。深入研究这些经以人情、纬以神秘的动物幻化故事,可以发现：魏晋人在书写这些故事时把它们当成了真实的客观存在和平常的生活琐事。     

三类世界里的忧患情怀——浅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悲剧色彩

面对魏晋六朝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敏感的文人学士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变幻和生死的无常。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是魏晋六朝时代文士生命意识觉醒的呐喊,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三类世界也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士忧患情怀的集中体现。     

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

汉唐时期,作为历史叙述的"五行志"与神异虚诞的志怪小说在思想、内容、风格方面存在交集:阴阳五行学说、鬼神观念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共同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志怪小说的作者常从五行志中寻找创作灵感,或摘抄感兴趣的内容;史官在修撰五行志时,也从志怪小说中择取材料.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在文体功能与创作目的上的差异,使二者存在分化;五行志重推占,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神鬼异常之事进行理论解释,推验祸福,指导国是.因此,五行志的叙事尽量淡化故事情节,重在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志怪小说对故事始末刻画得细致委婉,情节比较复杂,在叙述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及人类普遍的情感.     

论儒释道梦观念对六朝志怪小说的楔入

儒家将梦作为对未来命运进行预测的手段,在志怪小说中,儒家占梦术起着预叙或倒叙的叙事功能;小乘佛教将梦作为化解重大事件的途径,反映佛教内容的志怪小说经常运用直叙手法,将梦境与现实融合一体;而道教则认为梦是人精魂散失导致的幻象,认为无梦才是修炼者的理想状态,强调圣人不梦。在道教梦幻小说中,作者只是如实地记录梦境。魏晋六朝文人将儒释道的梦观念融会贯通,在志怪小说的创作中,梦成为结构作品的重要手段,由此增强了志怪小说的审美张力。     

鬼蜮世界的名士风流——谈魏晋风度在志怪小说中的折射

从反映魏晋名士风度的角度对魏晋志怪小说进行全面考察 ,认为志怪小说在它离奇古怪、荒诞滑稽的外衣掩盖下 ,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名士思想。从而打破了以往只从志人小说来议论魏晋名士思想的局限 ,使我们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下认识和研究志怪小说     

六朝志怪小说叙事艺术新论

六朝志怪小说虽然是"丛残小语"式的叙事文本,但其在叙事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在第一人称叙事、语式和语态错位的见证人叙事以及重复叙事等方面,已经开始显示出了其自有的特色与魅力.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鬼神世界别论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神鬼故事,尤其是长期以来被视为封建糟粕一类的神鬼故事蕴含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这类作品是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其深刻性和广泛性在当时其他文体的作品中都是极少见到的。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论明末拟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

明末拟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呈分流态势,对前代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有发展,有革新,也有削减.这是由其不同的创作目的与创作方法决定的.     

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庄子"逍遥游"在魏晋文学中的嬗变

魏晋人在诗中对庄子的“逍遥”境界有比较集中的描写：阮籍的以“心游”为精神的慰藉和解脱,嵇康的心身同在现实中的优游容与,西晋人的顺自然之游,以及陶渊时的心与自然泯一,可以说无一不禀承庄子的“逍遥游”思想,这正是魏晋人追寻自己个性自由的表现。     

从《搜神记》看魏晋时期的个体意识

《搜神记》作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记载了魏晋及魏晋以前的怪异之事,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体现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从《搜神记》文本出发考察其中所展现的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可以挖掘出儒学衰微,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真正原因。     

澎湖民间故事中的艰困意识

民间故事作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的体现其集体意识的文学作品,本身具有传统性,它的内容往往因为流传地自然环境或人文背景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这些变化也会适度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澎湖民间故事体现的是澎湖早期居民对食物缺乏的反映。民间信仰显现的艰苦情境、男性婚配之难和女性婚后生活之苦以及其“小地方出大人物”的心理期盼的艰困意识,也表达了当时人突破困境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艰困意识发挥着提醒澎湖人不忘本,对未来充满期望,努力创造新生活的非凡影响力的作用。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论李煜词的生命意识

李煜词的生命意识具有独特的个性色彩。他追求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不是把帝王的王位作为唯一,他把生命的自由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追求生命的真纯而不是帝王的决断和冷酷。他的词追求真情实感的自由挥洒,善用想象,化虚为实,善用强烈的对比,显示出外在自然、内在深隽的特点。     

陈子昂诗歌的生命意识及其成因

陈子昂诗歌有着浓烈的生命意识,他的诗歌对时空问题、人类自我存在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等问题有深切的关注,独特的视角。造成陈子昂此类诗歌特色的基本原因是其思想出入儒、释、道三家,人生经历大起大落,以及诗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与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