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试论唐五代词雅俗流变的轨迹

唐五代词,是探究词体流变必然追溯的重要阶段。从词史发展的角度看,唐五代词从敦煌民间的“曲子词,”到中唐文人的“长短句之诗,”再到花间的“诗客曲子词”、南唐的“士大夫之词,”这一连串概念环环相生的演进,表明词体在原生态时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雅俗流变过程:先天俗质——初始雅化——雅俗并存——去俗从雅。其中,雅与俗的分合消长,成为推进词体衍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词完成了由唐至宋的过渡。     

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

散乐歌舞是唐五代曲子产生的前提,教坊乐渐变为唐曲子,是唐五代曲子辞"倚声"之源,唐五代曲子与唐"燕乐"无涉。柳永词的用调充分体现了唐五代词乐在北宋初期的延续,柳词的声情体貌,均源自"花间",与教坊俗乐紧密结合,既倚声"善为歌辞",又能"填腔"制撰新曲,"变旧声作新声",使之传播极广,接受甚众。苏轼以诗为词,是真正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但由于不咏调名本义,脱离词乐声情,也使得词成为了案头文学,逐渐丧失其作为音乐文学的特质。     

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

"乌台诗案"改变了苏轼的政治命运,也改变了其词创作的价值取向,使词在文化品格和文化层次上发生改变,得以与传统的立志之诗并驾齐驱.实现了黄州词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从篇制句式看唐五代词体式之演进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词是体式变化最为丰富的文体之一。这种体式变化上的丰富,实际上也示现了词在体式上的不断演进。从唐五代词的情形来看,这种体式演进之迹是十分明显的。据张璋、黄畲所编之《全唐五代词》来统计,除去创作年代模糊的“敦煌词”与难可凭信的“仙鬼词”不计,共出现近二百个词调。这些词调,由于出现时间的迟早不同,在篇制与句式上都表现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如果我们依照出现时间的顺序对它们加以考察,便可以十分明白的观察到唐五代词的体式演进。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言之。     

从句法、韵型看唐五代词之体式演进

唐五代词之体式演进,主要表现在篇制、句式、句法、韵型四个方面。关于前面两个方面,拙文《从篇制、句式看唐五代词体式之演进》(《淮北煤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已经论述。本文则拟从句法、韵型两个方面来谈谈唐五代词的体式演进。     

论唐五代北宋词的"雅"与"俗"

在唐宋词史上,“雅”与“俗”的交互作用推动了词的嬗变。由于时代审美观念不同,唐五代北宋词坛上“雅”与“俗”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就创作主体而论,文人词为雅,民间词为俗;就审美趣味而论,士大夫审美情趣为雅,市民情调为俗;就词的功能而论,歌者之词为雅,诗人之词为俗;就词人的品行而论,高洁为雅,低下为俗。     

论唐五代词向儒家文化的回归

本文分析了唐五代词对儒家文化的反映与回归，认为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民间词反映出丰富的儒家思想，包括忠君爱国、建功立业、敬老奉亲等，而文人词中所蕴含着的儒家思想则表现为隐逸思想、历史意识与忧患意识，以及典雅婉约的艺术风格     

安史之乱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词体文学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氛围中,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从词作者角度来看,只有盛唐宫廷文化为词体发生提供了条件。唐代乐人主要围绕宫廷和官府而存在,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环境更是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民间既不存在孕育词的音乐系统,也不存在有能力依调填词的词作者,近百年来流行的词体起源于民间说是没有根据的。词体文学的兴起与成立,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微,方镇势力崛起,唐宫廷数次遣散乐人,乐人散落幕府,原本熟悉宫廷文化的文人士大夫将词体创作带入地方。安史之乱后的宫廷音乐文化凋敝,实际上是宫廷音乐文化传播不断下移的过程,而这正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一部坚实而富于新意的选本——评《唐五代词选集》

唐五代词的专门选本,自清末出过一本成肇麐(1847——1901)的《唐五代词选》以还,后不见来者达百年之久.最近读到黄进德先生选注的《唐五代词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如闻空谷足音,感到特别兴奋. 这是一部十分坚实而又富于新意的选本.全书共选317首,虽然比成《选》少了30首,却更能反映唐五代词的全貌和精华.本书选敦煌曲子词31首、唐代诗客之词30首、花间词     

温庭筠词的形成及其与晚唐五代词发展的关系

隋代及初唐的民间词即是当时的民歌,中唐以来文人词属于诗余性质。温庭筠是词史上第一位大力填词的文人。他生活在需要小词产生的环境里,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创作。温庭筠的作品代表性风格是设色浓丽,辞藻繁密;另一种风格是气韵清拔,格调高峻。温词是对齐梁时代美学精神的隔代传承。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是一种介于俗文学与雅文学之间的并逐步向雅文学转化的过渡性文学样式。《花间集》中的词人围绕温、韦分为两派:一派以温庭筠为代表,可称为"伶工之词";另一派以韦庄为代表,可称为士大夫之词。以温庭筠为代表的一派词人在文学自身以及历史发展的双重指向下,开拓了全新的诗歌之路。伶工之词在晚唐五代词稀⒗的发展期是不断进步的,由温庭筠到欧阳炯、顾,词的语言和表现手法变得越来越纯熟而自由,为词在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词心说

"词心"虽系晚清词论家提出的一个词学范畴,但却揭示了唐宋以来词人在创作中独有的心理状态:或"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或出于至情至性,所谓"不能不尔"。正是由于这种种"赋情独深,逐境必寤"的词心表现,才可能创作出与诗、曲、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具有独特美感的词情词境。     

词心说

＂词心＂虽系晚清词论家提出的一个词学范畴,但却揭示了唐宋以来词人在创作中独有的心理状态：或＂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或出于至情至性,所谓＂不能不尔＂。正是由于这种种＂赋情独深,逐境必寤＂的词心表现,才可能创作出与诗、曲、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具有独特美感的词情词境。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     

试评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

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用功甚深,其《人间词话》的许多词学观念是以唐五代词的批评与鉴赏为基础而形成的。他整理唐五代词存在疏失之处,但确定词人的范围则是严格的;他对唐五代词人的批评表现出错误的艺术见解和审美的偏见;他晚年对敦煌曲子词的认识表现了精辟的学术创见。这是我们回顾近百年词学的成就时不应忽略的。     

“南唐词人”李煜词的艺术特色——李煜词的情感与意象

五代时期有几个跟花间词派同时而稍晚的词家,集中在当时南唐的首都金陵,这就是一般学者所称的＂南唐词人＂。在众多的南唐词人中以南唐后主李煜的成就最为显著,他的词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融入其中,并使内在的真情实感与外界实物实景具体地完美融合,创作出了鲜明的形象和美好的意象,从而使其词拥有了长传不衰的艺术魅力。本篇分别就李煜词的情感特征、意象组合进行了解读,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加了解李煜词的艺术特色。     

论花间别调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花间别调的出现反映了诗学传统的强大影响力。不同于花间正声的局限于艳情,花间别调以词咏史、描写乡土风物、展现塞外风云、歌颂隐逸,题材相当广泛。在艺术手法上则注重词的叙事性,多向民歌学习,抒情主体性较为明显。究其成因,一方面是文学传统自身沿承、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情志观离合的一种体现。可以这么认为,花间别调不仅仅是中唐文人词的进一步延伸,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意味着多元化的词体走向,使词没有完全陷入艳体的窠臼。正是在花间正声与花间别调的合力下,词逐渐完成了由晚唐五代向北宋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