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传佛教图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藏传佛教图像是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文章在对相关资料作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图像的基础文献、研究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以及密教图像研究状况予以回顾和评介,并就藏传佛教图像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略作探讨。     

土观呼图克图驻京期间的贡献探析——从摩利支佛母像款识谈起北大核心

清代第二世、三世土观呼图克图驻京期间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利用自己在藏传佛教中的特殊地位,在协助清政府加强对蒙藏地区统治的同时,还积极编纂、翻译佛经,撰写佛学著作,指导制作佛造像,成为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进一步扩大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     

月称及其《入中论》

月称是公元7世纪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著名论师,在印度中观学派历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学说对于印度后期大乘佛教,以及我国藏传佛教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藏传佛教把他的中观学说看成是代表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石,而且指定他的代表作《入中论》为格鲁派学僧必学的五部大论之一,在各寺院中一直传习不绝。本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月称的生平、著作和他对中观学派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入中论》的先行研究、梵文佚文等相关情况。     

敦煌西夏藏传佛教洞窟及其图像属性探析——以西夏官方佛教系统为视角

敦煌石窟西夏洞窟壁画中的藏传佛教图像是受11—13世纪新译密续经典影响下的题材,在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上与敦煌本地传统壁画有明显的区别。此类壁画图像在洞窟中往往是汉藏共存、显密共融,集中体现出西夏佛教"圆融"的特点,无疑是理解西夏佛教的重要内容。借助西夏藏传佛教的大背景和黑水城藏传文献,判断敦煌西夏藏传佛教洞窟及其图像的"官方佛教"系统属性,或许对我们理解敦煌西夏洞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宗喀巴《中观广释》试析

宗喀巴是我国藏传佛教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藏传佛教的集大成者。他所进行的整饬宗教和创立的格鲁派佛教,不仅对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有重大影响,而且还传播到其它地区。宗喀巴一生从青海到西藏刻苦钻研显密经论,著书立说,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佛教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全是用藏文写成的,目前见到的汉文译本还很少。他著的《中论广释》是依据印度佛教后期中观随应破派(应成派)佛护、月称的     

大慈法王释迦益西与蔡巴噶举关系详考

大慈法王释迦益西 ( 1 354～ 1 4 39年 )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 ,他不仅在格鲁派的创建、发展和传播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 ,同时也是明代汉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释迦益西出身家世的记载零星简略 ,相关藏文史传只说他出身于蔡贡塘而已。本文在广泛披阅藏文史料的基础上对释迦益西与蔡贡塘关系作了考证。认为释迦益西出身于“寨氏”( )家族 ;考证出蔡巴集团势衰后蔡贡塘寺成为噶当派寺院桑浦寺的属寺 ,因此 ,释迦益西在皈依宗喀巴之前已是噶当派僧人 ,而非噶举派僧人     

略论西方传教士对藏传佛教的部分阐释

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安夺德首次进入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传播基督教。他的唯我独尊的宗教意识,使他在对西藏宗教还说不上有一知半解的了解的时候,就已经带着基督教的有色眼镜,对藏传佛教的观念和形式,妄加了许多主观臆想的推断甚至歪曲。这其中,将藏传佛教的护法神祗附会为天使,将藏传佛教的金刚杵附会为十字架,以致错谬百出地以基督教的三一信仰指斥藏传佛教僧人对佛教三宝概念理解不足。在安夺德充满牺牲精神的传教努力背后,还有他的基督教偏见带给他的褊狭和轻率。     

觉囊派“他空见”在藏传佛教史上的地位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史上一个特殊的教派,主张"他空见",在佛教思想方面与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本文在研究觉囊派教法"他空见"的基础上,对该派与其他教派之间在见解方面的差别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觉囊派在藏传佛教史上特殊的地位.     

清代对藏传佛教的禁约和整饬

清康乾之世,对藏传佛教进行了多方面的禁约和整顿,诸如严肃国师禅师的封赠,禁止随意私自剃度或私行建寺,严禁喇嘛游方他地或久居京师,并对喇嘛的服饰及饮食制度作了规整.这些禁约整饬办法的颁行,对于整饬藏传佛教中的诸多流弊,严肃教戒僧规,促使其健康发展不无益处.但更多的效果是在政治方面,即经过整饬的藏传佛教,更成了统治者用之而得心应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