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我国诗歌、戏剧述评

诗歌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诗歌上是有一定成就的。他们以此作为宣传革命的利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主要表现在南社诗人和秋瑾、章炳麟的诗歌活动上。1909年11月13日,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发起,在苏州虎丘“张公祠”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张公祠”是为纪念明末起兵抗清的民族英雄张东阳(国维)而修建的。南社选在这里开成立会,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参加南社成立会的十七人中,同盟会员就有十四位。柳亚子说“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     

抒情传统与南社诗歌

南社人跟抒情传统的关系至为密切。抒情不只是落实在诸如“南社情僧”苏曼殊身上的浪漫行为,而是牵涉到历史与记忆,主体与世界,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纠葛,表征着南社群体普遍的承担和创伤。重新启动“抒情”的公共性,构成了南社人对待诗歌整体想象的基本起点。南社人诗歌观,体现出经典意义上的抒情传统的延续和回归。他们以表征与介入“世变”作为“诗歌之道”,倾向于欣赏贯穿私人与公共空间的诗歌,反对耽溺于风花雪月的私人生活。     

晚清革命文士于右任与早期南社

晚清革命文士于右任,是南社孕育、诞生、兴起阶段的有力襄助者、重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于右任主政的早期《神州日报》是滋生神交社和南社的温床,《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成为汇集四方革命英杰、揭载南社开社文献、扩大同人社会影响的报刊重镇,《民立报》则是南社成立初期同人汇聚之所与传媒阵地,其附刊成为与《南社丛刻》声气相求的同人文学园地。南社初期的于右任报章诗歌诗话,高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忧患主义、铁血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体现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创新性发展思路,以及对“诗界革命”诗学精神的承继与发扬。虽然于右任并非南社的直接发起人,但他对南社的卓越历史贡献及其作为诗人在南社的重要地位,需要重新揭橥、认识与肯定。     

湘籍作家在南社中的地位

南社是一个地域特征十分明显的文学社团，其社员主要集中于江苏、浙江、广东、湖南四省。湘籍作家在人数上虽不占绝对优势，但在南社的成立、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南社内部发生派系争端时，湘籍作家顾全大局，坚决支持南社主任柳亚子，维护了南社的统一。湘籍作家和吴籍作家分别选择了“言志”和“缘情”的诗学思想，并形成了优势互补，共同揭橥了南社的诗歌宗旨。在文化思想上，湘籍作家率先拉开了批孔的帷幕，从文化层面上追索国贫民弱的根源。湘籍作家的创作实绩在南社中也占有很重的份全，这从集中表现南社文学成就的二十二集《南社丛刻》中便略见一斑。     

新南社简介

1923年10月14日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陈望道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新南社。该社以继承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引进新思潮,探索人生道路为其宗旨。该社是在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的基础上改组而成,他们继承了南社的一些传统,但与南社又有所不同,该社更注重引进世界思潮,对“国学”重在“整理”而不是一味颂扬。1923年10月14日,新南社在上海从聚餐的形式召开成立大会时有38人参加,选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为编辑主任。通过了《新南社条例》和《新南社编辑部组织法》等文件,规定新南社的出版物,一律用白话文,内容不拘门类,不分译著,从“美” “善”为主。1924年1月出版1期《新南社社刊》,其它出版计划均未实现。1924年5月5日,照章举行了第2次聚餐会。到会的有汪精卫、     

"第三代诗"论析

当代新诗潮的发展有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 70年代末出现的 ,以北岛、多多、顾城等《今天》诗刊周围的诗人们为先驱与主要代表的“朦胧诗”运动 ;第二次浪潮是 8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运动 ,韩东等代表的“他们”诗派 ,胡冬、万夏等代表的“莽汉主义”诗派 ,周伦佑、蓝马等代表的“非非主义”诗派 ,另有其他种种大小诗歌流派均可归为“第三代诗”。一、产生的背景在渡过了八十年代最初的头两年之后 ,新时期新诗创作的第一个热潮已呈现衰退的态势。一方面 ,那些经历了长期苦难生活历程、有着丰厚的生活体验与感情积累的“复出”的…     

龚自珍与柳亚子的诗歌比较论

龚自珍和柳亚子都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很有成就的著名诗人.前者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后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南社诗坛的佼佼者.他们的诗歌都以尖锐的锋芒引起了当时社会的震荡.比较两人的诗歌,不难发现,尽管他们时隔六十多年,但由于时代背景和诗人的思想品质、创作个性等的原因,他们的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亦当年龚定庵”,①这是柳亚子对自己的评价.不错柳亚子的批判社会的胆量,改变社会的愿望,爱国心的炽热以及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奔放不羁的情调,这些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     

论"诗教"的美学渗透途径及其功能

孔子是我国“诗教”的开创者。他十分重视诗歌在人的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以及“兴观群怨”等各种社会作用,但他却忽略了“诗教”中的极其重要的美学作用。受孔子的影响,后人对诗歌的美学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诗歌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衰,主要是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美”是诗歌中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诗歌中的美学渗透作用同样是巨大的。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