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白居易的两种诗论和两种诗作——读《与元九书》随感

对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前人已有不少评论。建国以后学术界对他的诗歌创作给予了充分地肯定,特别是对他的讽谕诗评价更高。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表现在他的《与元九书》中。对于白居易诗歌理论的评价,多年来也是大都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有个别论者对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近来重读《与元九书》,觉得白居易的诗论与诗作有些问题还应从二者的结合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诗·酒·人生——兼论白居易的诗歌思想

饮酒诗是白居易诗歌作品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白居易的诗歌,无论是讽谕、感伤诗,还是闲适、格律诗都散溢着醇醇的酒香.白居易纵情诗酒以避祸消忧,体悟人生.从他的饮酒诗,可以看见一个血肉丰满的真实的白居易,并能够窥见其思想发展历程,发现其人生发展轨迹.     

王禹偁对白居易讽谕诗的师法与超越

在宋初诗坛大兴唱和酬答之作,诗风轻佻浮华之际,王禹偁独树一帜,潜心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法方面既有师法又有超越。王禹偁主要从美刺手法、卒章显志手法、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来学习、继承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技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王禹偁不是完全概念化、公式化的套仿白居易诗歌,而是灵活地吸收白居易讽谕诗现实主义的精髓,创作上带有个性化的风格。     

《琵琶行》赏析

白居易的诗近三千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把他众多的篇什,分编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大多是在他作谏官时写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些诗,或同情劳动人民,或揭露统治阶级,笔锋犀利,尖锐泼辣,往往一针见血,莫不鲜明地表达出诗人的政治态度,是白居易诗歌中的精英。七言歌行体《琵琶行》和另一首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被编在《感伤》一类中,也都是白居易很具     

白居易诗歌的分类与传播

白居易诗歌流传至今者近三千首,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白居易的作品,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由好友元镇协助,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当时白居易将他的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前三类都是古体诗,又按题材分为三类:讽谕诗注意反映种种政治社会问题,向帝王和当权大臣进行讽谏;闲适诗表现暂离政务休闲在家时的悠闲恬适心情;感伤诗表现亲朋聚散丧亡等使人悲悼之事。杂律诗即是律诗,它重     

简论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

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写政治讽谕诗早于白居易;《新题乐府》、《乐府古题》的政治内涵;《连昌宫词》的政治讽刺意味。其总体成就虽略逊白居易一筹,但从当时总体情况来看,能与白居易相肩随者,也只有元稹一人而已。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张保健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５１岁以前写的１３００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条律。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其中《新乐府》５０首更是有组织...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长恨歌》“劝讽说”的实质及与讽谕各说的比较

劝讽主题说论证了《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的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真情 ,《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这一进展是劝讽说与讽谕各说的根本区别 ,其意义在于突破了《长恨歌》主题研究最大两说爱情说与讽谕说的尖锐对立 ,确立了《长恨歌》选择的“动之以情”的表达方式 ,可以有效解释《长恨歌》文本特征、结构的统一性、白居易自述“风情”、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对重要史实的艺术处理等主要问题。     

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

我们读中唐时期的诗歌,特别是白居易、元稹诗歌的时候,常常接触讽谕诗、新乐府这两个名称。现在不少文学史著作和单篇论文,往往把自居易他们提倡写作讽谕诗的活动称为“新乐府运动”,在某些同志心目中,这两个名称的内涵几乎是等同了。实际上,讽谕诗是就思想内容而言,新乐府是就样式而言,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辨析。     

白居易感伤诗的原生态新论

本文根据《与元九书》等原始文献,认为白居易诗歌编集时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以"言志"、"缘情"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其分类对古代诗歌的分体、本体论和感伤诗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白居易感伤诗的心理成因是两次人生巨痛和对"诗人多薄命"的反思;最后从《白氏长庆集》中提取出白居易原始分类时的一百余首感伤诗,提出"原感伤性"、"再感伤性"的概念来解读这些感伤诗。     

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白居易咏物诗思想内涵略论

白居易是唐代创作咏物诗最多的一位诗人。白居易的咏物诗在题材类型选取上，与前代相比没有大的差异。但在思想内涵上，却有很大的创新。白居易不仅将咏物诗融入个人世俗生活，同时他通过讽谕类咏物诗观风知政，进行诗教书写，在寓言体咏物诗中委婉表达其人格品性与政治立场。这些诗歌思想内涵丰富，彰显出针砭时弊，干预现实政治的社会意义，因而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咏物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议——读自居易《与元九书》

《与元九书》是唐代大诗人自居易在公元八一五年给友人元稹一封论诗的书信。在这封信中,自居易总结了自己创作政治讽谕诗的经验,并从现实生活出发,吸取了前代和同时代人诗歌理论的积极因素,对儒家文艺思想作了重要的发挥。应该说,它是我们研究我国古代文艺思想的一份重要的文献。文章极其明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突出地强调了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诗歌的政治作用。最近文艺界正在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我们重新研究一下这封书信,议一议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一主张的得失,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白居易诗歌中晚唐风行与影响论析

被誉为“广大教化主”的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诗歌推重写实通俗,平易流畅,甚至不避浅切,其诗歌在中晚唐的流播达到风行的程度.它的流播对当时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当时诗歌创作树立新的审美范式,即元和体与元白体;另一方面对我国古代诗歌派别意识的觉醒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随着晚唐政局的昏暗,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进入更深层次,以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刘驾、罗隐、杜荀鹤、黄滔等为代表的寒门文人重新审视白居易诗歌中讽谕之作,并部分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济世讽谕的精髓,使晚唐诗文创作在“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     

讽谕诗的飞跃--试论罗隐讽谕诗对中唐写实讽谕的突破

晚唐诗人罗隐,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这些诗题材内容丰富,表现方式独特,突破了具有浓厚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中唐写实讽谕诗的束缚,并弥补了其不足,推动了中国古代讽谕诗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