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谬误的较量

真理与谬误的较量——评四十年代巴金同赖贻恩神父的论战●杨益群四十年代前期，我国抗日文化运动中出现过轰动一时的论争，这便是杰出的爱国作家巴金同英国神甫赖贻恩关于“生活标准与道德标准”的论争，其时间之久，程度之激烈，规模之大，堪称巴金生平中绝无仅有，也是...     

道德新名词的价值考问及其启示

在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语境下,人们总在道德焦虑中面临深刻的道德困惑。“委屈奖”是道德宽容还是道德妥协,“次道德”是道德还是不道德,“见义巧为”是道德应然还是道德功利？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论争、解读与再思考中进行。只有增强道德自信,提高道德自觉,才能走向道德自由。     

启蒙、道德与文学——一种可能的解释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 ,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 ,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 ,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 ,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 ,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 ,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 :一个是形式上的 ,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 ;一个是原则上的 ,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 ,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 ,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 ;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 ,“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进步"的维度:学衡派的文化概念诠释

文化概念的意指不同,可能是引起现代中国关于文化问题论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学衡派一方面指出了文化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对当时进化论引导下的“进步”的信仰有警醒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建立于人性二元论基础上的道德的强调和对智识阶级文化的追求,却走入了道德决定论与理想主义的误区。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大学生道德冷漠行为的多维致因与矫治脉络

道德冷漠是对他人道德急需的无响应,是一种典型伦理病症。处于维护个人私利与遵循道德规范两难兼顾、道德选择失范与追寻德性伦理交叠相映、网络道德冲突与践履道德责任多重失衡的现实境遇下,部分大学生道德认知力弱化、道德情感力淡化、道德行动力软化,不仅引致“排序式”“粘贴式”“病根式”道德冷漠无序蔓延,而且加重了社会道德秩序的混乱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紊乱。寻找走出道德困境、化解道德冷漠的实践路径,需要借鉴道德叙事的意义架构,通过道德认知的澄明术、道德情感的催化术、道德行动的生活术,叙出事之“知”、事之“情”、事之“行”。     

法律是低层次的道德吗?——兼论法治文明中的法律和道德

社会生活中一直有所谓“法律是低层次道德”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逻辑前提虚构,而且在中国还与传统“法刑观”和“德主刑辅”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法治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法治文明中的法律是基本的道德。所谓基本道德就是能够也需要转化为法律的道德。基本道德是社会生活有序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可忽缺的道德。基本道德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基本道德的维护通常不能仅以道德的手段,而且主要以法律的手段,故出现了基本道德向法律的转化。同时,基本道德也是非基本道德得以存在的前提和依据,尊重基本道德是非基本道德的前提。非基本道德不得违背基本道德,更不能破坏基本道德。这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儒家道德哲学对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启示与回应

提高“文化软实力”是我国为适应现代化要求而提出的一项文化战略。这项文化战略的实施首先离不开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儒家道德哲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它所建构的注重人伦秩序的伦理精神和强调个体道德自觉的道德理念,对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同时这一文化战略又为儒家道德哲学向现代化的转换提供了新的契机。     

启蒙道德与契约精神──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期伦理精神的重建

启蒙道德的核心是现代性道德建构，它构成了当今道德论争的焦点。本文从西方近代社会结构转型出发审视启蒙道德及其当代意义，认为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针对现代人类型和现代国家类型提出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启蒙道德论证的重点，“市民社会一现代国家”是启蒙道德进行道德论证的基本框架，“契约精神”是道德论证的“主题伦理言路”。本文提出应该从现代人类型的形成及其对现代国家道德合理性要求出发来评价启蒙道德的当代意义，这对于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及其现代道德的建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论道德资本

“道德资本”概念是传统“道德”概念和“资本”概念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它一方面显示了道德功能格局的历史变迁,即从道德的目的性功能居于主导地位,到道德的目的性功能与工具性功能相分离,再到道德的工具性功能异军突起,另一方面体现了从“实物资本”到“人力资本”再到“文化资本”这一资本概念发展的时代趋势。倡导道德资本概念,研究作为资本的道德,从而强调道德的工具性功能及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既有利于动员一切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元素,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建设。     

道德终极标准新探

道德终极标准是产生和推导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道德标准 ,是解决一切道德标准冲突的道德标准 ,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标准 ,因而也就是绝对的道德标准。它是由若干标准构成的道德标准体系 :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总标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道德终极标准 :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分标准 1 ,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 ,亦即所谓的帕累托标准 :无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分标准 2 ,是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 :“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它在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 ,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 ;而在自我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 ,表现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标准。     

传统与现代道德及教育方式探讨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博大精深的中华伦理道德文化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虽然这些传统道德思想产生于遥远的过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带有鲜明的封建社会的色彩，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其中一些道德思想至今仍闪耀着文明、进步的光辉。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道德教育一直被统治阶级作为一种有效的治国方略，这对我国目前施行“以德治国”方针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一、传统道德及其教化方式人类对道德在社会生活包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根据目前的资料看，“德”字最早出现于西周的…     

中国古代冠礼及其文化元素

“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自周朝伊始,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对人们的道德与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的众多礼仪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冠礼以其繁杂的仪式为载体,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强化道德,成为当时社会成人时重要的活动.冠礼所蕴涵的道德精神,对当下中国文化的研究及道德建设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道德资本投资

将道德回归为一种资本,既弥补了传统“道德说教”之不足,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学科融合发展的使然.道德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是人参与社会劳动过程中特殊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现,属于人力资本范畴.道德资本主要由声誉、品性、价值取向、文化修养和理性五大方面构成,区别于物质资本的特征主要有人身依附性、能动性、异质性、不稳定性、价值难以计量、生产消费二重性.道德资本市场的良性运作既依赖于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等社会主体对道德资本的投资,也需各个社区群体、组织、国家等建立健全的道德市场机制,保证道德资本投资机制的良性运作.     

道德社会学的三个维度

道德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维度.其理论之维体现在道德社会学以道德事实为研究对象,由个体和社会道德、血缘、业缘和开放的地缘关系中的道德、道德景气以及道德公共政策等概念和陈述构成的一套图式和体系;道德社会学的方法之维可以从“方法论、具体方法、操作手段和技术”以及“宏观、中观、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道德社会学的实践之维体现在通过描述和解释道德事实,预测道德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通过道德监测,为制定道德公共政策服务.     

当代美国中小学生道德养成的学校策略——托马斯·里克纳的理论与实践

托马斯·里克纳在确立尊重与责任为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把由道德认知、道德体会与道德行为三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品格教育”视为中小学生道德养成理论的核心内容。根据这一理论,托马斯·里克纳提出了开展隐性教育,营造校园道德文化气氛、课程教育、民主模式的课堂生活、故事讨论法及角色模拟训练等道德养成的途径和方法。这些理论与实践策略对当前我国中小学生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官箴对当前行政文化建设的意义

官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为官之道。论文论述了官箴的形成、官箴的核心价值及道德操守以及官箴的不足,认为官箴精华与糟粕并存,其积极部分,如“敬畏忠”的核心价值,“清慎勤”的道德操守,对当前行政文化建设仍有正面意义。     

儒教道德体系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价值错位

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儒教道德体系与文化发展阶段之间表现为一种时差与异质的价值关系。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非现代化”社会，具有维系宗法秩序，强化人治国家的本质适时性；在现代化体系已经确立、充分物化了的“后现代化”社会，具有慰藉精神、调节心理的非本质适时性；只有在文化转型的“现代化中”社会，儒教根本精神表现为本质的不适时性。作为一种被绝对化了的道德体系，儒教经历了一个由“仁”至“礼”、“由“礼”到“理”及“命”的逐渐被神圣化也被世俗化了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宗教理性与现代人权的对立，义利之辩亦由道德性的善恶判断扩大为政治性的是非判断，阻碍着社会和人的变革过程。     

略析“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道德含义

体制性道德与个体道德相比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既要注重个人道德的规范和升华,更要注重体制性道德的合理与进步。“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和反映,它既是衡量一个社会体制是否具有道德性的主要标准,同时,它自身的含义中也蕴含了道德意义。揭示“三个有利于”标准与体制性道德的这种内在关系,目的在于强调“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合道德性和用伦理视角衡量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性     

真理的积淀——谈道德观念的继承性

关于道德观念的继承性问题,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在我国理论界引起过一场论争。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原因,那场论争在当时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打倒“四人邦”之后,道德观念的继承性问题一度又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人们不吝笔墨,从历史形成的民族道德、世代沿袭的社会公德、不同时期的先进人物提出的伦理规范等方面,发掘在今天仍不失其社会价值的道德观念,从而证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间的道德观念存在着继承性和历史的必然延续。但是,当人们竞相探索道德观念的继承之迷时,几乎都把视线集聚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