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中国社会观与法律观简论

了解马克思本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判断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但遗憾的是,马克思的中国社会观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亚细亚型法权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定性,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土地公有制、国家社会一体化、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以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严酷的法制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显现。而且,这导致了思想上的奴化心理蔓延、公民意识的缺乏、心理封闭落后和道德沦落。重温马克思的中国观对正确理解中国国情、推进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和进行国民性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多尔衮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动向

本文认为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走向世界的时期,清初稳定的高度专制主义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却阻滞并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作为这一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多尔衮,他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动向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问题很值得商榷。     

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

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分散到统一的过程。一般地说自秦王朝建立之后，就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是，在学术界和理论界有一种说法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即认为自秦始皇消灭东方各诸侯国之日的公元前221年起，就完成了统一。这实际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认识，也是与历史发展不相符合的。从文化和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成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除去其在春秋战国的社会母胎中孕育时期外，自秦王朝建立、统一国家的出现到真正完成统一，应历经三个时期：第…     

关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再思考

本文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进行了新的考察和审视,认为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农村公社的占有制和政治关系上的专制制度并不矛盾,三者相辅相成,而土地公有制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东方的国家起源于组织社会公共工程的需要;东方社会停滞性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经济长期存在,根本原因是其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缺乏“外部交换”,国家组织公共工程和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形成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从两个方面促使东方社会处于停滞状态;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正确把握较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方法论,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这种方法本身体现着历史尺度和伦理原则的统一。     

中国近代落后原因探析

东(中国)西(西欧)方历史的不同发展已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它们最初的分道扬镳可追溯到历史的黎明时期,即上古国家的形成阶段。本文接着论述他们在中古时期的不同发展,并试图说明社会是一个整体,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发展,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但却不是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发展的直接原因。中国中古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之所以和西欧的迥然不同,其中政权结构,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过早形成和完善(相对于西欧而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自秦汉以来的二千多年,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无不是在这种专制政权的干预下形成的。因而它的中古社会形态和西欧封建社会迥然不同,严格地说来,正是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阻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本文力图以具体的历史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本期视点:唐宋礼制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关系

<正>●主持人话语:中华礼制博大精深,既是国家大法,又是上自帝王、下至庶民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中华礼制变迁始终与政治体制的变迁息息相关,反映出中国历史变迁的轨迹。自秦统一之后,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中华礼制就与这一体制紧密相连,随其变化而变迁。就礼制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之间的关系,确实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封建帝王企图牢牢掌控礼制编订、修改的大权,设置礼制机构来对礼典中相关礼仪进行修订,以适应封     

干部管理体制宏观模式研究

一、我国现行干部管理体制模式的历史渊源我国现行干部管理体制,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显著特点是“中央集权制”,外化表现形式为党管干部。它的产生、发展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的、经济的和国际的根源。首先,从历史上剖析。一是由于我国曾是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其历史悠久、体制完善,是世界上少见的。封建社会那种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我们的干部管理制度发生了一定影响。几千年封建社会“忠君孝悌”的道德伦理观念、君主集权制传统,已构成一定的社会心理倾向(亦称社会定势),也是我国     

政府、竞争与市场

政府、竞争与市场［德］Ｄ．德林王宁，李迪译几个世纪以来，一个神话一直困扰着西方知识分子，即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孟德斯鸠在他写于１７４８年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它是专制主义的根源。亚洲的帝国以其巨大的规模刺激了这种专制主义在整个亚洲的蔓延，而欧洲由...     

关于印度封建制问题

一、问题所在将人类的全部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这种作法尚未被学者们全面接受。山西方历史学家尤其是社会史及经济史学家所提出的这种关于发展阶段的假说,实际上主要是以西方社会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在他们看来,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因此在他们提出这种假说时,没有把对东方社会实际考察的结果考虑在内。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古代东方知识和忽视东方社会造成的。对于东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往往给戴上一大堆“停滞性”、“落后性”之类的     

理论与流派：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研究

对于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而言,治水及水利管理的成功与否,实际上是关涉社会管理体系乃至国家体系的大问题。正是在强调水利与国家、社会整合这个层面上,对魏特夫的东方水利社会、冀朝鼎的“水”与“基本经济区”、弗里德曼和巴博德的“水”与“宗族社会”、杜赞奇的“水”与“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水利共同体”到水利社会与文化的研究等进行一一梳理,全面回溯水—水利共同体—水利社会的诸多理论,对我们深入地了解传统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学术史的认识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成因

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方式是古代中华民族的主要社会实践活动方式,具有稳定、内向和封闭的特点。宗法家族式的社会组织成为基本细胞,并形成一整套以“礼”为形式的宗法家族制度。政治模式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宗法伦理观念经过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居于支配地位。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专制王权和伦理道德这四个方面从总体上制约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使其以维护君权和族权为特征、具有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从而独具伦理主义精神。     

浅谈列宁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现代中国意义

列宁东方社会理论是列宁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为方法论基础,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可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是列宁对俄国等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的科学探索。列宁东方社会理论无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早期思想与“东洋社会论”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后期,德裔美国社会学家魏特夫著述《东方专制主义》的中文译本一经出版,立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了激烈的批判。魏特夫不仅因其露骨的反共立场,更因他对建立在大型治水工程基础之上的所谓"治水社会"所抱有的悲观宿命论,在中国学界成为长期备受争议的人物。与政治学研究中,将魏氏的政治理论作为抽象的整体,进行再考与重估的手法不同,本文作为思想史领域的个案研究,旨在通过相关史料勾勒出早期魏特夫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变迁。本文将通过考察魏氏的诸文本所反映出的思想变化,揭示魏特夫从一名德共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演变成为"东方社会停滞论"说客的过程,同时追溯魏氏置身其中的政治形势以及学术空间的变化与他的思想转变之间的关联性。     

中国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长期以来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又是颇为分歧的，尤其是循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解释更是众说纷纭。本文以作者所理解的中国古代社会的部分有关史实为依据，对这种理论进行初步的探索。     

从东汉农村社会看东西方封建社会的差异

中国古代社会在发展形态上,同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东汉农村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说明从古代农村公社衍变而来的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形式,宗法血缘关系是中国封建制度社会组织的纽带,等级——阶级寄寓于宗法关系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不受到宗法制的制约和影响。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残余不断被冲破,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受到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从而造成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特点。这是东西方社会发展不同道路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形式。中国封建社会以帝王、家长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因素。     

浅析传统疆国理念的演变及其遗产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东方文化根基的儒家文化,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发展和特有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下产生了具有东方特点的疆域与国家观念和边疆治理思想。它不同于以国家主权、边界条约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体系。在倡导新型安全观的新世纪里,作为东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仁、义、礼、智、信”,依然具有一定的哲学价值。但是,今天我们回顾古代中国疆国观念的演变,还要警醒,看到“大一统”的不足之处,看到东方文化历史遗产中的糟粕性一面。特别是在新世纪转折前后,周边国家出现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并为之寻找历史文化或理论依据的时候。     

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理论问题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中国古代史家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多样性,在史书中设置了专传、合传、类传等传记形式,用以反映历史人物的这一多样性特点,并从不同侧面认识到他们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而阐述了评论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秦始皇焚书坑儒值得颂扬吗?

秦始皇是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帝王。他在建立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都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秦始皇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暴政”也很突出。如“焚书坑儒”就是一种灭绝文化的暴虐行为,在历代都毁之者多,誉之者少,但近年来却有一些文章对之进行了颂扬,这就值得我们重新加以探讨。秦始皇“焚书”是对文化的一场浩劫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政权已相当稳定,个人的专制独裁已登峰造极,为了庆功颂德,他在咸阳宫举行了一次宴会。在宴会上,仆射周青臣和博士淳于越之间发生了一场辩论。周青臣歌颂了秦始皇的功绩,特别肯定了“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的郡县制。淳于越不同意周青臣的看法,他认为周青臣面谀的正     

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想特征

本文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传统之学的务实学风和实践倾向以及古代儒者士人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及其发展是一个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分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当时社会密切相联，以思维的批判性为主要特征和以伦理道德为主要道德标准。     

我国早期国家大一统政治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兼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比较

古代世界其他各国,在文明社会之初,都经历了由村落到城邦,由城邦到王国的发展序列。而古代中国,一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就是一个版图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下,君权独尊、政教合一、分封制、宗法制乃是我国政权形式的主要特点。本文作者以古代希腊为参照系,认为形成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权形式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滚雪球”式的文明起源方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国古代社会不可能出现象其他文明圈那样的长老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等民主因素。相反,部落联盟的首领和稍后的君主在滚雪球式的征服过程中,权力越来越大,遂形成了以君主专制为主要内容的大一统政权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