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及其权利保障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被害人地位及权利的法律保护存在的缺陷 ,基于刑事审判程序公正、正义的最低标准 ,应该保障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保障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保障被害人获得实际赔偿的权利 ,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 ,实现对被害人保护的整体性和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全面参与 ,完善对犯罪被害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对实现我国刑事被害人经济求偿权途径的思考

刑事被害人经济求偿权是被害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一权利,既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本文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分析了被害人经济求偿权的实现方式,认为存在赔偿方式单一、赔偿范围狭窄、赔偿结果难以保障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要构建赔偿主体多元化、赔偿途径制度化的救济模式,建立一个以犯罪人、国家和社会为主体,以赔偿制度、补偿制度和援助制度为内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刑事被害人经济权利保护体系。     

我国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构建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制度,需要增加规定被害人在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赔偿的范围;构建完整的被害人财产权益的保护体系。构建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制度的路径选择,包括国家补偿、国家救助,涉及正确处理已经收缴而又无法发还被害人的赃物、赃款。     

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保障机制及其借鉴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正式生效宣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诞生。《规约》及其附件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给予了充分的保护，包括被害人诉讼参与权、知情权、人身权和隐私权获得保护的权利及获得赔偿的权利等，具有全面性、充分性及保障性的特点。考察国际刑事法院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措施，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刑事被害人求偿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被害人求偿问题一直未引起法学界的足够重视。刑事被害人最关心的物质损失补偿问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得不到合理解决 ,将会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因此 ,设立赔偿义务人足额赔偿制度、易服劳役执行措施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能有效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正义的社会秩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保护公民的精神权利不受侵害是我国法律的神圣职责,我国的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予以认可和支持,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却不允许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我国目前精神损害赔偿存在受害人权益无法保证与加害人责任过重之间的矛盾。在司法实践中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需要了解被害人在案件中具体受到伤害的程度和加害人的情况。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需要对现行的司法解释做出相关修改,给予被害人程序选择的权利,建立健全国家赔偿制度,为被害人提供更加可靠、更加人性的法律保障。     

侵财型犯罪中被害人权益救济的冲突与完善——以法院审判与执行实践为视角

对于侵财型犯罪而言,犯罪人的直接目的是通过侵犯被害人的财产而获得经济利益,被害人在此类犯罪中遭受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经济利益上。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侵财型犯罪中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的立法,主要是围绕着追缴赃款赃物以及赔偿经济损失而展开。然而,在诸多现实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往往难以通过法院判决追缴、责令退赔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有效救济,凸显出我国法律的内在缺陷。针对当前侵财型犯罪中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现状,应分析其法律根源,提出完善对策,以期构建有效的刑事被害人民事权益救济制度。     

精神损害应当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法律公正精神与效率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基于价值权衡视域的解读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贯彻该制度时不仅应追求效率价值,还需要强调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我国现行立法中与认罪认罚相关的程序对于被追诉人的权利较为重视,对被害人的保护则明显存在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不过,在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同时,不应忽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诉求及其冲突,应该努力实现多元价值的平衡兼顾。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获得赔偿权以及救济权等底限权利理当得到尊重。     

小议被害人学

被害人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无论是从理论层次上考察，还是在实践操作中，都面临着挑战。而作为被害人学之基础和核心部分的被害人，更是学界讨论的重点部分。现今，在该领域研究最多的是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和被害人赔偿等问题。然而，目前的研究思路多倾向于刑事诉讼法角度，涉及刑法思维的比较少。在作者看来，如果能在刑法中找到合适的点，融入被害人的权利以及相关内容，即是对被害人在实体法上的肯定与规范。此种研究路径扩展了被害人学的研究视野，而且也必将对被害人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被害人利益的维度考量之刑法意义思考——以亲告罪为视角

随着"被害人学"的勃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权利救济等在刑事政策的变迁中得到彰显,由此影响到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与考量。反观我国刑法,除了亲告罪,几乎没有对被害人主体利益特别是自我决定的尊重与保护,这不利于扩张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贯彻刑法谦抑性理念。为了让被害人利益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彰显,不仅要在完善亲告罪立法体例基础上适度扩张其适用范围,还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适度的法定化,明确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并就被害人对身体健康权的承诺进行限定,以与新增设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设置保持协调。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论被害人承诺作为排除犯罪性行为的正当性依据

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上,将被害人承诺纳入到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之外的其他排除犯罪性行为之一进行探讨。目前,虽然有关被害人承诺的研究得到重视,但是,对于被害人承诺的正当性依据的研究不多。本文则从公民权利的演进、刑法谦抑性的角度,结合利益的衡量,对被害人承诺的正当性依据进行探讨。     

韩国刑事诉讼法中保护被害人制度的探析

在韩国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法律地位较低,诉讼权利缺乏保障;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制度有待于完善;对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较为健全,值得我们借鉴.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刑事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

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考察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真正法理基础。国家与被告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故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只是发动、支持公法性诉讼的公民追诉人。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立 ,本质上是国家将自身作为自己的对象 ,并在自己(裁判者 )与作为对象的自身 (当事人 )之间建立绝对区分 ,体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的自我反思节制。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均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按照意志关系或者是国家的代表、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或帮助人 ,或者是不从属于任何一方的诉讼主体。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若干问题研究

对不能从犯罪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已成为国际社会较为通行的做法。通过比较法上的考察和研究可以发现,各国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根据、补偿对象、补偿条件、补偿范围、补偿资金、补偿限度、裁定机关等问题均有不同的认识。在借鉴各同规定的基础上,我国应立足于本国实际建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论杀人犯罪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参与

杀人犯罪被害人是指因杀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杀人犯罪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途径主要有量刑参与和刑事和解。此外,在被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之中。     

缺位与还原: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地位探究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执行程序却将被害人排除在外。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缺失不仅与其当事人的地位相矛盾,也与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符。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程序可以彰显人的尊严,是程序参与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刑罚功能的需要。我国立法应该确立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执行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和被害人的理性化参与是确保被害人在执行阶段主体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