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胆》研究中不同观点综述

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孔雀胆》是一部争议最多的作品。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观点的论争日益热烈起来。 1942年秋,郭沫若写成了历史悲剧《孔雀胆》。当他把初稿拿出来征求意见时,人们对剧本所选取的历史事实和表现的主题思想就有不同看法,后来经过作者的几次修改,仍未消除这些争议,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周恩来同志就认为“剧本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     

《南冠草》简论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坛上最光辉的巨星之一。如果说五四时期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一个高涨期,那么,抗战时期则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涨期。在第一个创作的高涨期里,他的诗集《女神》,对我国新诗坛具有开创意义。而在第二个创作的高涨期里,他写的六部历史剧,即《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1943年3月写的五幕剧《南冠草》,在我国戏剧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史剧中,作家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卖国、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是这些历史剧的共同主题。《南冠草》就是描述1647年6、7月间夏完淳被捕并壮烈牺牲的一段历程,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历史悲剧。     

浅谈《孔雀胆》的得失

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孔雀胆》,自抗战时期发表演出以来,激动着不少读者与观众的心;剧中正面人物的悲剧命运,赢得了不少真挚同情的热泪。但也有人这样问作者:“全剧的主旨何在?仅为车力特穆尔这黄鼠狼吃不到天鹅肉,因妒而弄成这悲剧吗?”这问题很使作者失望,他想到“或许由于恋爱斗争的副题过于扩大,掩盖了主题:善与恶——公与     

《孔雀胆》简论

一、关于《孔雀胆》的主题 郭沫若的六部抗战史剧中,争论较多的是《孔雀胆》了。有人说“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立意不明确”,因而“主题自然难以捉摸了”。果真如此吗?我想,至少可从两方面作些探讨。其一,听听作者本人是怎么说的;其二,具体分析一下作品。两点相较,第二点是主要的,根本的。     

祢衡:老年徐渭的少年情怀——兼《狂鼓史》系年考

关于徐渭《狂鼓史》的写作年代,至今争议不定.徐渭究竟何时写作此剧,关系到对此剧主题动机的解析.分析徐朔方、骆玉明所代表的不同推断,以徐渭的相关诗文作品和《狂鼓史》文本相参证,推断徐渭是在完成塞北之行后,回到绍兴(山阴)创作此剧,徐渭不仅在历史人物祢衡身上找到了深刻的自我认同,而且将祢衡作为他晚年孕育出的少年情怀的象征.在《狂鼓史》中,祢衡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而是一个超越岁月的意气超迈的“少年徐渭”.     

《蜕变》之“变”

《蜕变》是曹禺抗战时期创作于重庆的一部话剧,作家试图通过该剧表现“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并实现自己创作模式的转变。但事实上在《蜕变》中作家既没有成功地展现出人们生存环境蜕旧变新的真实过程,也没能成功塑造出蜕旧变新的人物形象,其创作模式的转变反而使其作品沦为政治思想的传声筒,以前作品中的那种诗意与美感荡然无存。     

一种历史 两种文本——《苦菜花》与《丰乳肥臀》的历史比较

《苦菜花》出版于1958年,《丰乳肥臀》出版于1995年,二者同样以胶东半岛抗战时期的农村生活作为写作题材,却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本展示在读者面前。《苦菜花》的创作,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特征,其主题思想主要表达人的政治属性及其具体形态。而在《丰乳肥臀》创作的年代里,由于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动,中国政治氛围、文学氛围日趋宽松,作家们不再把自己的小说演绎为单一的“既定历史”的工具,而是从各个角度对史有实录或乏人问津的往事作出种种设想,表现出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可以说,《苦菜花》突出的是政治主题,…     

“走向宽广、多变的世界”——孙颙小说创作一瞥

最近几年,青年作家孙颙创作了六部中篇和近五十个短篇。他的第一部中篇《冬》和短篇《螺旋》在发表时就曾受到关注和好评。尔后,他似乎越来越不安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无论主题、题材,或者人物、方法,都变化多端,难以捉摸。读     

历史剧的“戏说”与历史“诗意”的构成——汤显祖和“雪中芭蕉”的启示

汤显祖《牡丹亭》被改编演出而引发的“沈汤之争”,反映出争论双方美学思想的尖锐冲突.沈璟崇尚戏剧艺术的形式美学及历史剧的“真实”原则,而汤显祖则要打破形式主义束缚,以主观抒情和审美意象突破史实的局限而追求“神似”.这一争论引发我们对历史剧创作中“史实”与“诗意”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历史剧在坚持整体架构符合历史史实的原则下,象征意象的意蕴美与精心虚构生活细节的诗意美,是构成历史“诗意”的两大途径.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上,意象的选择、“诗意”的浓淡与格调,则决定着历史剧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最终形成各种流派.在网络时代,历史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由此,影视剧创作中的“历史”与“诗意”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新的格局.     

莎士比亚创作分期新探

1849年德国学者盖尔维努斯在他的四卷本著作《莎士比亚》中第一次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877年英国学者道顿在其《莎士比亚入门》中将莎士比亚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我以为在以往的莎氏创作分期研究中,不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一)莎士比亚开始创作的历史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全部创作又以历史剧结束,而以往的分期研究都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创作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和评价;(二)莎士比亚的喜剧是从一个比较低的起点上开始的,而以往的分期研究常常把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误定为莎士比亚全部创作的开始,不恰当地、过分地强调了所谓莎士比亚创作受到“大学才子”作家的影响;(三)未能将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生活、文艺潮流与莎士比亚的创作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全方位的透视.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人们对莎士比亚创作真实轨迹的辨识.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复仇》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汪曾祺创作了文学生涯中标志性的作品——短篇小说《复仇》。汪曾祺在创作思想上广纳各家,在艺术上积极吸收各种创作流派和作家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同时还在作品中对“复仇”的主题处理和小说文体的创新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从中不难看出,《复仇》的创作明显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主要是意识流手法和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影响。     

论关汉卿的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

关汉卿以他的杰出的才华和诗人的激情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强者的颂歌——《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此剧构思巧妙,高标异彩,情趣盎然,意旨遥深,对于今天的戏剧创作,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关于《单刀会》的风格样式曾有过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这是一本历史剧;也有的同志把它称作颂剧。但是,说它是一本历史剧,其论据似不足,因为它的史实根据实在不充分。在《三国志·吴志·鲁     

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悲剧叙事与现实关怀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出现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尤其以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最有代表性。郭沫若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采用悲剧这一叙事形式,塑造了屈原、聂婪等志士仁人为祖国和民族慷慨赴难、从容就义的悲壮形象,彰显这些历史人物的高贵品质和悲剧精神;同时,这六部历史剧政治意图也较为明显。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改编、大众化与抗战话语--论街头剧“好一计鞭子”

抗战时期的街头剧“好一计鞭子”并非纯粹地道的本土创作,它们都是根据西方故事改编而来。“好一计鞭子”经常在街头或广场演出,拆毁了隔离演员和观众的“第四堵墙”,使劳工大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戏剧中来。抗日救亡是街头剧的唯一主题,借助口号、歌曲等的感染力,“好一计鞭子”激发了观众的抗战热情。“好一计鞭子”在抗战前后的大江南北广泛演出,为向民众宣传抗战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唐代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但在诗的主题思想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爱情说”、“讽喻说”和“双重主题说”等看法。本文总体上分为“述”和“论”两个部分:述的部分并非“述而不作”而是以“述”为主,“述”中有“论”,“述”“论”结合的形式,论述了学术界有关《长恨歌》主题两次论争情况;“论”的部分则在“述”的基础上从“长恨说”中推演出《长恨歌》“永久遗憾说”。     

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新解

<正> 1959年和1960年,郭沫若接连发表了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反右派)和路线斗争(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并以此为纲推进狂热的“大跃进”的年代。文坛上泛起了为错误路线呐喊助阵的“假大空”风气。这两部历史剧却发出了另一种热切的声音:珍惜人才,抓紧文化建设!“以道德化天下”,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非同一般的。由于各种原因,郭沫若本人和研究者对这两部历史剧的意旨都没有如实地阐发。现在有必要做一番揣摩了。     

《伤逝》的诞生与域外材源之“拿来”

鲁迅《伤逝》的“诞生”具有“外源性”因素,作为材源的域外文学在《伤逝》创作过程中起了不可忽略的关键作用。以往学术界在研究《伤逝》创作材源或所受域外文学作品影响的时候,多谈某一部作品对《伤逝》创作的影响。但事实上,《伤逝》的“诞生”不是某一部作品单向度影响的结果,而是鲁迅阅读多部外国文学作品之后受到综合影响的结果。具体而言,在《伤逝》的影响材源中,包含了《玩偶之家》的动机触发与主题延伸思考、《金鱼》的故事“挪用”与整体风格影响、《工人绥惠略夫》中的观点“融入”和局部细节“借鉴”、《诱惑者日记》中的哲理“移植”。甚至还有《舞姬》《妻子》《地下室手记》等小说自觉不自觉影响的散点印痕。鲁迅在《伤逝》创作中充分展示出融会贯通、如盐溶水、高超的“拿来主义”创作艺术。     

重读《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洁是新时期女性作家的突出代表，她以独具的侠骨柔肠创作出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从1978年的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至1998年发表的《无字》20年的文学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人与爱的主题。在张洁一系列的创作中，有一部作品令人难以忘……     

《文成公主》、《王昭君》合说

作为建国后30年历史剧创作的"双璧",田汉的《文成公主》和曹禺的《王昭君》都存在着外在冲突缺乏"社会性",内在冲突极其弱化,人物形象、语言动作过分"现代化"的问题。究其原因,前者是由于在领导、专家的一次次"支持与帮助"下不得已而为之,作者自己并不满意;后者则是作家20余年自觉、主动地"悔过自新"的结晶,也是在不擅长历史剧创作的情况下生硬地以古喻今结出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