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宗族变异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武鸣县横塘人为例

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转型,宗族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文章通过对武鸣县汉族的一个支系--横塘人(平话人)的宗族进行调查发现,尽管现代宗族的传统物质要素缺失严重,但是族人关注更多的是宗族文化的发展.进而认为这是建立在旧宗族形态基础上的变异体,并长期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变迁.     

论“后宗族形态”

＂前宗族形态＂指有聚合无世系,其历史趋势是以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整合族类关系;＂后宗族形态＂指有世系无聚居,其历史趋势是父系世系与传统的族居形式逐渐脱离,并衍化为一种文化性范畴。中国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社会中广泛发生的联宗活动以及所由形成的联宗组织,就具有进入＂后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后宗族形态＂有可能成为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对凉山彝族宗族(家支)的探讨

凉山彝族的“家支问题”,是当前凉山彝区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实践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我在1986——1987年先后写了两篇有关凉山彝族“家支问题”的文章,主张用“宗族”来概括“家支”,并对宗族的特性、社会功能及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谈了一些刍见。但对宗族的现代命运问题,则语焉不详。而这个问题,是实践向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族存在的必然性,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族存在的实践根据,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允许宗族的存在,等等。对这些事关宗族现代命运的问题,从社会科学角度进行探讨,其研究成果将有助于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前提及现实社会主义与宗族的关系,不仅能为当地党和政府抓好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并且有助于发展社会科学本身。为此,笔者拟以谫陋所知,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和同道切磋。以下分三个问题来谈。     

浅析宗族现象在我国村民政治生活中的发展——以政治文化的视角

作为始终伴随国家存在的宗族现象,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它也是其中重要的因子,沿着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族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表现形态和发展趋势。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乡村冲突——评谢建社《冲突与和谐》一书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在乡村群体性冲突中，重新登上地方权力平台的宗族权力无可否认成为地方权力运行中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宗族权力是对地方正式权力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一种地方非正式权力。如何来深入地掌握这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之能够与地方正式权力有序和谐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当中？这是值得社会学者认真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海外华人宗族文化及其历史使命

本文依据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宗族的变化和发展，探讨了海外华人宗族文化的实质与特征。认为海外华人宗族文化是华夏宗族文化的外延和演变，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以及开放、兼容、更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因而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据此对海外华人宗族文化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与历史使命作了展望和简要论述。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明清海洋移民的两类宗族组织发展比较

明清海洋移民移居台湾岛和菲律宾，宗族组织也被移植到移居地。台湾既有大宗族组织，也有小宗族组织；菲律宾只有宗亲会而没有小宗族组织。这是因为台湾自晚清以后经过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而菲律宾没有经过这种转变。这种情形反映了明清海洋移民在国内和国外宗族发展的不同趋势。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转型时期农村宗族问题透视——有关皖中Z镇云村的个案研究

宗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宗族关系在发展中不断分化整合,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沉潜或繁荣直接受制于国家权力控制的程度.本文试图通过对皖中一个村庄的个案访谈引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村落宗族问题的新发展日渐式微亦或是复兴重燃?同时也希望能够折射出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特点.     

现代化进程中宗族的嬗变

宗族具有血缘性和宗法性两个基本属性,这是宗族作为一个联结国家和社会个体成员的中间组织的两个权力来源。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宗族的两个权力来源逐渐式微,宗族已开始向一种新型的社团组织嬗变。     

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影响

以近代湖南为例，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影响，认为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巨大效应：一方面起着促进湖南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起着阻碍湖南社会进步发展的消极作用。     

华北宗族的弱化与基督教在乡土社会的发展 ———以豫西李村为中心的考察

历史考察表明,宗族组织的控制和宗族观念的影响,是阻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原因。对豫西李村的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分化和专门化进程,宗族的部分功能被市场代替,宗族组织与宗族观念亦随之弱化。从历史考察与现实的个案来说,宗族的弱化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反过来,基督教的发展也进一步弱化着宗族的力量。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慢慢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基督教是宗族的功能替代项。     

战后海外华人宗族社团的演变及其特征

本文主要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宗族社团的演变为例，探讨了战后海外华人宗族社团的演变过程、演变特征和演变的主客观因素。指出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物的宗族社团，它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既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质的规定性，又有着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同国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